当然，以上所述种种弊端与乱象皆是过往烟云，是那个积重难返、濒临崩溃的旧日大明所面临的困境。
自从朱慈烺以雷霆手段整肃内廷、逐步掌权，并推行一系列革新之策以来，短短两三年光景，大明王朝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吏治虽未彻底清明，但贪腐横行的气焰已被狠狠打压。
军备经过整顿与新式训练，战力显著回升，财政因开改革税收、打击门阀世家大族而大为改善。
这股革新之风，自然也席卷了作为京畿门户、帝国咽喉的天津卫。
也正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当朝廷决意整顿海防、严查走私、为开海通商扫清障碍的政令甫一传出，天津地区的反应速度堪称全国之冠。
这里的文武官员，从总兵、巡抚到下面的道、府、县各级官吏，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那就是天津离京城实在是太近了！
近到皇帝若有不满，数万精锐京营兵马旦夕可至，刀锋瞬间便能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在这种毫无缓冲余地的威慑之下，任何侥幸心理和阳奉阴违都无异于自寻死路。
因此，当通过特殊渠道提前获悉皇帝即将南巡、且首站便是天津，并有意借此契机彻底清算历年走私积弊的风声后，天津总兵曹友义、天津巡抚冯元飏等地方大员，几乎是连夜召集心腹商议对策。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更不敢有任何拖延，立刻使出了混身解数对盘踞在天津沿海及各港口的大小海商、船帮、乃至与走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本地豪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整顿。
他们的手段直接而有效，先是派兵“请”来各家海商话事人，摆明利害，直言皇帝即将亲临，以往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若不及早自行了断，待天子震怒，便是抄家灭族之祸。
同时，他们也给出了生路，主动坦白参与走私之情，并自愿上交半数家产作为“罚赎”和“报效”，朝廷便可既往不咎，其合法贸易亦可纳入即将开放的海禁新规之中。
但若冥顽不灵，试图隐匿财产或外逃，则立斩不赦，家产全数抄没。
这一手“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精准地击中了这些海商们的软肋。
他们久在津门，消息灵通，早已嗅到朝廷风向的剧变。
皇帝整顿勋贵、清算晋商、甚至对南方勋戚集团也磨刀霍霍的种种迹象，无不表明此次绝非儿戏。
因此面对曹总兵和冯巡抚代表朝廷释放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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