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皇帝远的优势，此时就体现了出来。
钦差大臣的队伍，磨磨蹭蹭抵达云南之时，已经到了永宁八年春。
间隔了这么长时间，云南巡抚的尸身，早就腐烂的面目全非。
现场的相关证据，更是被毁灭一空。
钦差怎么查案，李牧不知道，反正他这边多了一群人避祸。
看得出来，黔国公府还是没能狠下心，把所有知情者全部灭口。
倘若他在背后捅一刀，把这些人交出去，孟家在云南的根基就完了。
不过这种败坏人品的事情，李牧肯定不会干。
对这些不速之客，他选择性的没看见。
现在的安南都护府，就是一个大工地。
他这个项目负责人，每天忙的昏天黑地。
一方面要大力移民拓荒，一方面又要加强队伍思想建设，许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过问。
放权是不可能的，现阶段他敢放手，下面会在最短时间内滋生一群“小军阀”。
大虞朝自有此国情在。
传统的家丁制度，为军阀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前以文御武的制度下，武将只要冒头就遭到打压，这些问题还不明显。
随着勋贵系的崛起，武将势力跟着抬头后，情况就渐渐发生变化。
黔国公府敢对云南巡抚下手，绝对不是偶然事件。
若非中央朝廷的威慑力下降，借他们一个胆子，也不敢干这种事。
“永宁惨案”撕开了最后的遮羞布，各地实权武将，对朝廷的敬畏之心大幅度减弱。
包括勋贵系的一些将领，在执行朝廷的命令时，也开始学着打折扣。
其他非嫡系武将，对朝廷的忠诚度，更是大幅度下降。
如果不是成国公和镇远侯在朝中撑着，震慑住了一众野心家，皇帝的圣旨都能被人当草纸。
靠权臣震慑地方，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倘若朝廷无法重塑中央权威，帝国分崩离析就是时间问题。
相较于叛军和北虏的威胁，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才是最致命的。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李牧自然要吸取教训。
在队伍思想建设上，他是下了大力气的。
幸好他麾下嫡系将领，多是草根出身，思想没那么复杂。
出于战略扩张的需要，现在军中的思想纲领是“为大虞百姓开辟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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