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赚到的钱大多都投入到了这场战争中。
招募更多的军队、打造军备、打造大海船、转运粮草辎重、大搞基础建设、大力研发新武器，可以说，半个大宋都在为战争服务。
百姓虽因“收复东北、消灭胡患”的愿景暂时隐忍，但这份隐忍的底线，便是胜利的结果。
一旦大宋战败，穷大宋一半的国力发动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就荡然无存，百姓的不满会瞬间爆发，流民四起、盗匪横行将成为常态；而国库空虚、粮草耗尽的大宋，既无力安抚流民，也无法支撑后续的国防建设，经济体系会彻底崩溃。
届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良田荒芜，最终形成“民不聊生→内乱频发”的恶性循环，让大宋陷入“外患未除、内忧又生”的绝境。
民生上，他背负的是亿万百姓的生存希望。
战争意味着无数家庭要面临生离死别，青壮劳力奔赴沙场，粮草转运、基础建设也会占用大量的青壮劳力，使得无数家庭因战争而散。
——好多汉人或出去打仗，或出去当民夫，结果，因为跟当地的女人成家，就留在当地不再回来了，使得其家的父母妻儿孤苦过活。
这些牺牲，百姓都寄托在“攻取东北、永绝胡患”的结果上。
一旦大宋战败，所有牺牲都成了徒劳，百姓的绝望会转化为对朝廷的怨恨，轻则引发局部的民变，重则蔓延成席卷全国的动乱。
而北方边境的百姓，更会直接暴露在胡骑的威胁之下，家园被毁、妻离子散的惨状会再次上演，这份民生之殇，最终都会算在作赵俣头上，让他成为千夫所指的“亡国之君”的前兆。
所以，于赵俣而言，这场决战从不是“胜则功成名就”的豪赌，而是“败则万劫不复”的背水一战。他作为最高统治者，没有任何退路，不能推卸责任，不能转嫁风险，所有政治崩塌、军事覆灭、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后果，最终都要由他一人独扛。
就像历史上的赵佶。
赵佶登基之初，一度纠正宋神宗、宋哲宗朝党争弊端，稳固统治根基：
他摒弃“元祐”、“绍圣”以来的党同伐异，下诏“元祐、绍圣均无偏党”，试图弥合新旧党裂痕，起用部分不同派系官员，缓解朝堂内耗。
又减免部分苛捐杂税，停止不必要的工程征役，赈济受灾地区，安抚因长期党争和变法动荡的民生，稳定社会秩序。
还严惩贪腐渎职官员，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强调“为官以廉为先”，一度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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