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金军两翼骑兵动向，并密令韩世忠率领本部人马和静塞军埋伏于中军侧后方，待金军轻骑兵侧翼包抄时即刻出击围歼。
此战，赵俣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宗旨，将指挥权全都交给了统军将领，监军只负责帮助将领指挥军队，不可以随便调动军队，赵俣甚至下了明确的圣旨，在交战中，若是将领与监军意见相左，要无条件听取将领的命令。
换而言之，此战赵俣将主导权放给了武将。
对此，不少文官其实心生不满，甚至私下里多有议论，言辞间满是对“武人专权”的隐忧。
“太祖皇帝定“崇文抑武”之祖制，非使武将得专擅于疆场也！”御史台的一位老臣忧心忡忡地说。
“昔年杯酒释兵权，正防武人拥兵自重。今官家竟以决战之权尽付武将，监军不得节制，若将帅有异心，大宋江山岂不动摇？”有人附和。
“今金寇未灭，先纵武夫之权，恐非社稷之福。古者君命有所不受，然亦需监军持节，以防不测。今监军形同虚设，将军自专，岂不闻‘功高盖主’之戒？”又有人附和。
就连一些平日里看似通达的文官，也觉得赵俣此举“过于冒进”。
甚至就连赵俣很信任的重臣吕好问都曾在私下对同僚说：
“官家此举，怕是忘了本朝长治久安之由。文臣掌政、武将统兵而受掣肘，此乃大宋百余年无内乱之根本。今数十万大军尽听武将调度，万一战后将领威望日隆，谁能辖制？”
这些文臣并非不清楚此战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故意掣肘前线，只是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尊武卑”早已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烙印。在他们看来，武将即便能打胜仗，也终究是“凶器”，必须要有文官在旁制衡，才能确保其不偏离轨道。
这就像当年狄青大破侬智高，即便立下不世之功，也因文官的猜忌而郁郁而终——这便是大宋文官集团心中默认的“规矩”。
如今赵俣打破了这个规矩，让武将在决战中“说了算”，自然触动了文官集团的敏感神经。
他们虽然不敢在朝堂上公开与赵俣对抗，毕竟赵俣是说一不二的千古一帝，没人敢拿赵俣定死的事说事，此战又关乎国运，没人敢拿江山社稷冒险，但私下里他们的议论从未停止，甚至有人已经在盘算着，等战事结束后，如何重新收紧对武将的约束，让“文尊武卑”的传统重新稳固下来。
这些文官的心思，赵俣并非不知。只是此刻他更清楚，面对与金国的终极一战，大宋必须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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