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熟练使用標准化的工业工具並熟悉公共设施的维护流程与管线走向的可能性极大。”
“回到现在，相比起找到犯人，定位炸弹的位置或许更加重要。”越水七概，“按照犯人之前的习惯，比如三年前他將诱饵炸弹设置在游乐场的摩天轮上。摩天轮代表了典型的娱乐、家庭、恋爱、无辜人群聚集的象徵，他在將带有“快乐”的元素当做诱饵。
“而到了第二枚炸弹，同样是以三年前为例，他选择了医院，与生命、死亡、治疗、
脆弱紧密相连，目標人群是伤者、病人、医护，属於社会最需要保护的一环。他选择的是社会中被视为『软肋”的一环，与娱乐性更高的摩天轮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实现对警方良心的极端拷问。
“因此，我认为这一次，他同样会將第一枚诱饵炸弹设置在极端显眼，与娱乐相关的观光热门或者游乐园，而第二枚炸弹，则必定设置在社会认知中最不能够容忍受到袭击的底线。
“这样一来，警方如果选择接受诱饵炸弹爆炸，受到的拷问將不仅仅是为了良心牺牲，还有一同遭到摧毁，极具新闻热度与民眾关注的重要地標，如果警方选择拆弹，则会面对第二枚击穿社会底线的袭击。”
“还有一点，直到现在，犯人都没有主动给媒体寄送过任何一次挑战信。”星野辉美插了一句，“我刚才和熟知的媒体联络確认，他们对於爆炸案所有的信息都来自於记者调查与警方报告，这和大多数挑警方，在公共场所製造爆炸和恐慌的炸弹客很不一样对吗？”
“很好。”纪一点头，“这说明我们的犯人是一个刻意抹除自己存在感，不留下任何可供记忆外貌特徵，不追求甚至不渴望见证爆炸的类別。他希望警方、媒体和社会记住的是挑战信与象徵意义，而不是他这个人，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存在感转移从身体上的存在转移到符號上的存在。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服从者人格，他早已习惯长期做背景人物、不显山露水，他的內心仍然带著我是从犯的影子，所以不敢、也不愿把自己暴露为明星式凶手，但是他又想报復、想掌控，所以选择了间接存在，以挑战信、炸弹符號去代替自我曝光。
诸伏高明接话：“他的满足感来源於让警方在暗號与爆炸中受折磨，而不是被大眾讚美或畏惧。他追求的是心理上的控制感，而不是社会上的曝光度。
“所以，因为这种心理的存在，他永远是最普通的打扮，不在安检或人群中留下深刻印象，不会和別人搭话，甚至避免眼神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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