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水镜书院出来的弟子，终究还是要为他这位楚王效力的。
还真别说，刘表闻言深以为然。
他觉得今文经学也好、古文经学也罢，那都不过是工具而已。
魏哲能用，不代表他就不能用。
于是刘表便对水镜书院的成立视若无睹，任由他们研习国学。
不得不说，荆襄之地还真是藏龙卧虎。
在王粲、庞统离去之后，水镜书院竟然陆陆续续又出现了一批人才。
其中徐庶、崔钧、石韬、孟建四人在与襄阳学宫的辩经之中更是脱颖而出，被荆州好事者效仿“魏门七子”之例，称呼为“水镜四友”。
受此影响，荆州研习国学的私塾、精舍开始越来越多。
与之类似的还有益州。
不过作为《知行邸报》在益州的总编撰，张松倒是没有搞书院。
他只是打着征稿的旗号，在各家精舍游走，频频出现在文坛聚会之上。
然后组织中各路文人儒生辩经，而他则是在一旁记录。
这种光明正大的学术活动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反而被益州不少文人追捧，每有聚会都争相邀请张松，以求自家的精妙言论能被他刊登在《知行邸报》之上，从而名扬天下。
如果说司马徽是在搞根据地的话，那么张松就是在打游击战。
但无论哪一种形式，两人都大大的推广了国学，让魏哲的学说言论以及政治抱负，为荆、益两州的士民所知。
当这些年轻士子对国学的了解越来越多，慢慢开始信奉这种学说之后，则不可避免的对邺城由衷的向往，对魏哲更是发自内心的崇拜。
在魏军兵锋触及不到的地方，国学的软刀子就这样帮魏哲收割了一波人心。
其实道理很简单。
当人们信奉哪国的理论时，自然也就会下意识对这个国家有好感。
这是必然的现象，不会因个人情感而转移。
放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便是荆益两州的亲魏派开始急速增长。
然而对于这些思想上的改变，无论是荆州刘表还是益州刘璋都没有察觉。
不少荆益两州的地方长吏反而觉得这些学过国学的年轻士子确实更好用了，无论是执行能力还是工作态度，乃至于道德品行，都要比原来的士子好不少。
因此之故，不少太守、县令都慢慢青睐于这些国学士子。
毕竟无论哪种领导都喜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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