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10月的香港，台风过境后的空气带着咸涩的湿意。
汇丰银行总部顶楼的会议室里，水晶吊灯的光芒被调至最暗，十二盏壁灯在深色木镶板上投下班驳的光影，像极了英资银行家们此刻晦暗的心思。长桌尽头的鎏金座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是敲在紧绷的神经上。
渣打银行大班麦加利将雪茄摁在纯银烟灰缸里，琥珀色的瞳孔盯着长桌中央的香港银行分布图。
平安银行的红色标记在中环密密麻麻的网点如同燎原之火，十年间从最初的五间分行扩张到二十八间，连汇丰最引以为傲的皇后大道中分行，如今每日叫号量都被隔壁的平安银行旗鼓相当。
他指节叩着桌面，皮鞋跟在地毯上碾出细微的声响。
“上个月的储蓄利率报告，”麦加利推过一份烫金文件，纸张边缘被他捏出明显的折痕，“很多华资银行给新客户的三个月定存利率是 5%，甚至更高，而我们遵守银行公会的协定，只能给到 3.8%。这些华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金融秩序。”
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的指尖在桌面上轻叩，节奏与墙上的古董摆钟形成诡异的共鸣。他面前的咖啡早已凉透，瓷杯边缘还留着唇印——这是他三十年银行生涯里罕见的失态。
桌下的抽屉里锁着一份绝密报告：平安银行最近几年的企业贷款中，很多都流向很有前景的产业中，以及流向陈氏相关企业中，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仅 0.3%，远低于汇丰的 1.1%。指腹摩挲着冰凉的杯耳，目光掠过文件上“平安银行”四个字时，眉峰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1961年廖创兴银行挤提时，”渣打银行的财务总监突然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我们花了2000港币，就让三个码头工人在茶餐厅编造‘廖宝珊贩面粉被抓’、‘廖宝珊已经逃亡国外’的谣言。”他转动无名指上的共济会戒指，金属反光在文件上晃过，“现在的铜锣湾，照样有大把等着赚外快的 Taxi司机。”
桑达士抬眼时，壁灯的光晕恰好落在他松弛的眼睑上，形成一道阴影。“我需要一份名单，”他的声音平稳得像结了冰的维多利亚港，“所有与平安银行有业务往来的中小型华资工厂，特别是那些把厂房抵押给平安的纺织厂。”钢笔在指间转了半圈，稳稳落在笔记本上。
麦加利突然笑出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迭照片推到桌前。最上面那张拍的是平安银行总经理叶熙明在慈善晚宴上的场景，他正与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交换酒杯，背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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