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道的黄河水灾，原本应该朝廷国库支出巨大，然随着抄家的进行。
国库这边不仅没有损耗，竟然还有盈余。
这就是世家的底蕴啊。
在新政逐渐稳定下来的同时，李承乾也要考虑到开源了。
新政对财政的压力不小，哪怕是贞观之治的储备，维持运行不过两三年，这还是要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
坐吃山空肯定是不行的，更何况下一步李承乾就要大量修建扩宽官道了。
大唐全国修水路路。
这一点很重要，也很费钱。
是以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货币改革。
贞观二十一年深秋，长安的梧桐叶刚落满朱雀大街，东宫便抛出了足以震动整个大唐商界的新政，一份厚厚的《货币与信用革新章程》，将李承乾藏在心中许久的“钱袋子”改革，彻底摆上了台面。
这份章程的开篇，便透着与以往不同的锐气：“夫通货者，国之血脉也。血脉滞则民生困，血脉畅则天下兴。”
直指大唐现行货币体系的症结，铜钱铸造不足，流通不便，大额交易全靠丝绸、金银等“硬通货”，严重制约着南北贸易与灾后重建。
朝会上，当李承乾让内侍文忠念出“多元货币体系”时，朝堂上的呼吸声几乎停滞。
“扩大开元通宝铸造，在饶州、鄂州增设十处钱监，年铸钱量较往年翻倍，铜钱成色由户部派官专检，不得掺铅铁。”
这条尚在朝臣理解范围内，毕竟贞观年间便有铸钱传统，只是规模从未如此之大。
可接下来的话，却让满朝文武如遭雷击。
“另，由户部牵头，发行‘唐票’——以桑皮纸印制，面额分一贯、十贯、百贯，以国库储备的丝绸二十万匹、粮食五十万石为抵押，首期在长安、扬州、洛阳三城流通，总额不得超过百万贯。”
李承乾的声音平静无波：“持唐票者，可在三地户部官署兑换等值铜钱或丝绸，亦可直接用于缴纳赋税、交易大宗商品。”
百官哗然。
“纸……纸能当钱用？”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臣几乎跳起来，手里的朝笏都差点掉在地上：“殿下三思！隋末炀帝铸劣币，天下大乱；如今用纸片当钱，岂不是比劣币更甚？百姓怎会信这张纸！”
另一位来自山东士族的官员附和：“丝绸、粮食才是硬通货，一张纸印上字，说毁就能毁，这不是把天下人的钱财当儿戏吗？”
李承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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