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刚刚离开地面，机长的广播就来了，他直接用的是英语，道：“今天，我们机上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他是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家杨锐。杨锐先生，我谨代表航空公司和全体几组人员向您表示深深的感谢，能为您服务是莫大的荣幸……”
10000个瑞典人里面，至少有9334个英语好的，剩下的也会喊666，听到机长的广播，飞机里顿时是一阵疯狂的拍手声，激的杨锐只能向两边致意，站起来就不必了，安全带还系着呢。
胡池在飞机后仓激动的不行，对身边人感慨道：“得了诺奖真是了不得啊，咱们一个代表团在飞机上，人家就当没看见，早知道，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该留校继续搞研究的。”
“胡主任说的是。”
“胡主任说的对。”
“胡主任666……”
周围人的恭维，瞬间包裹了胡池，让他轻飘飘的恢复了健康心态……
至于毕业留校搞研究能不能得诺奖这种事——谁还在乎这个。
杨锐倒是心态平和许多。
80年代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
坐在有搜索引擎的电脑前的人们，是很难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如果探索一位80年代人的书柜，若是读书人的话，首先少不了的就是一个摘记本，讲究些的，还会有读书笔记。后者且不去说，前者是一定会有的。
摘记本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记录书里重要的句段内容的。
例如，世界七大奇迹是哪七大，四大文明古国是哪四大，中国的海岸线的长度有多少……
在有了搜索引擎，特别是手机方便了以后，这样的信息根本就是无用信息，需要知道的时候查一下就行了。
但在80年代，就是给你一个图书馆，如果没有在里面看过书，就凭着目录索引，找这些资料需要花多长时间？
简单的信息还有地方可查，复杂一些的信息就完全没有地方去找了。
例如诺奖获得者是如何被世界认知的，不同国家的人们对诺奖的看法如何，除非找一本专门的书籍，还得有人写，否则的话，根本无从了解。
所以，站在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国人的角度上，尤其容易受宠若惊，尤其容易陷入难以自拔的虚荣和自卑当中去。
杨锐多多少少是有些预期的。
从南欧到西欧，对诺奖的认知就是逐渐加强的。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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