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名额让出来了，若是给35岁的年轻人的话，他能熬25年之久。
其实不光中国这样，国外的讲座教授更熬人。比如康德，三只大犇拢一起的哲学家，就想要一个哲学教授而不得，生生熬到了46岁，康德才拿到了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授职称。于是，接下来的十年，康德一个字都没发表，愣是潜心研究去了，最后还真让他给铸就了批判王座。
80年代的中国高校的职称，比后世的职称还难得一些。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是回城的教授恢复了职务，他们要继续发挥光和热，就要继续占据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渐渐回来了，81年82年出去的早期留学生，还有84年85年出去的短期留学生，纷纷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康庄大道，其中较有资历的，自然会得到高阶的职称。
像是韦兴思之类的文凭较高的海龟，占一个教授的位置，谁都说不出错来，因为人家留在国外都能拿个类似的职务了。
种种矛盾之下，最受伤的就是中层研究人员。
他们的政治能力偏弱，学术能力也偏弱，不得不按资排辈的等位置，运气不好的，会被接连‘插’队以至于退休都拿不到正高职称。
杨锐并不愿意侵害这部分人的利益。
倒不是他的心肠变软了。从杨锐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科研世界的话，靠按资排辈而升职的研究员，能不能活下来，活的怎么样，并无所谓，他们无非就是高阶劳动力罢了，不去污染正高职位才是价值所在。
然而，大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它还肩负着教育职能，而这部分只能，向来都是由中间水平的教师们来承担的。
像是杨锐这样的顶级学者，自己的科研都忙的要死，哪里有时间去管普通学生。
最终，普通学生能够得到的常规教育，都是由中等水平的教师所提供的。
为了几个名头，抢他们的荣誉，杨锐还不至于。
这份礼，得有上面的人拿出来。
刘院长其实早知道杨锐的想法，但这不是他能做的，想了想，道：“杨锐，你这个要求，上面肯定很为难的。”
“我又不止这么一个要求，他们为难的时候多着呢。”杨锐无所谓。
“你如果真决定了，我帮你去和教育部要，但你可想好了，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了，到时候别怪分到的经费少了。”刘院长想将杨锐一军。
杨锐嗤之以鼻，道：“我只怕功高盖主，他们拿不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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