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公办公室外。
蔡教授有些焦急的等待着。他不是个很有权利欲的人，但对于北大荣誉这件事，却有着相当的热忱。
他这个年纪的学者多是如此，由于学术成果顶尖而经常参与到中央政策的制定，使得他们往往即使有机会，也不愿前往地方任职。偶尔泛起的对权力的向往，又经常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满足，并不需要一门心思的奔着高官显贵而去。
不过，在学校呆的久的人，总是免不了对荣誉的痴迷，尤其是从未得到过的学术荣誉，更是如此。
这更类似于一种集卡似的爱好，尤其是身在顶级学府的学者，更是恨不得把所有的荣誉拿一遍，到老了，就住在学校某个偏僻角落的院子里，没事和老伴到诸如未名湖畔的地方溜溜弯，偶尔若是有学生闯入自己的领地，就给他唠叨两句，若是看得上眼的话，再教他两套绝招，看这些后辈抓耳挠腮又着急又不敢得罪自己的样子。
所谓后继有人，那是印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是简简单单的钞票和权力就能满足的。哪怕是最黑化的政客，总也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自己的基业能万世不朽，哪怕是最肮脏的商人，总也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够存续下去，自己的事业能蒸蒸日上。
诺贝尔奖，对于一所大学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尊高耸入云的丰碑。
若是西南联大尚在，光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个名字，就能给他们带来海量的生源。
今时今日的中国，再没有比诺贝尔奖更能提振士气的荣誉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睁眼看到了世界的中国人，更是需要一个理由，来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信心——列强原来如此之强大，我等当如何应对？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读书容易，崛起却难，面对百废待兴的祖国，多少学者嗟叹不已，恨不得用血染土地，只为了看到一丝青苗，以证明这片贫瘠的土地，尚有生机。
当年的李四光，先学船舶制造，然而中国没有用来制造船舶的钢铁，于是转学冶炼，然而中国没有用来冶炼的铁矿，于是去学了地质学……常人学一门专业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学好几门专业，支撑着那个年轻人的，支持着这个民族的，无非是一腔热血罢了，中国人除了一腔热血，还有什么呢。
英国人来了，带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尖端成果兵临广州，漆黑的兵船箭射不入，攀附不得，黑狗血不灵，月@经布无用，即使有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
俄国人来了，出兵伊犁，战舰游弋于天津，即使有一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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