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有自己的答案。他们用一套复杂精致的“本质”来填补这个虚无：
譬如礼仪，用繁琐的社交规则来证明自己的优越。譬如品味，用对艺术、时装和美食的鉴赏来构建身份。又譬如荣誉，用一套往往是虚伪的道德准则来标榜血统。
他们用这些东西，在自己周围建立起高墙，假装那个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可怕问题不存在。
然后，战争来了。
1940年的沦陷，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无情地戳穿了法国，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切幻觉。
那些旧贵族的荣誉和血统，在纳粹的占领和维希的合作面前，成了一个笑话。那些银行家的财富，在绝对的暴力和物资短缺面前，也显得毫无意义。
圣日耳曼德佩的老钱们，和拉丁区的穷学生们，在这一刻，突然平等了。他们共同目睹了所有本质的崩塌。
就在这个精神的真空中，存在主义登场了。
萨特、波伏娃、加缪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圣日耳曼德佩的闲暇。他们不需要像工人一样进厂，他们可以整天泡在咖啡馆里。
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成为了他们新的私人公馆。
“这里就是圣日耳曼德佩的圣三一了。”
站在圣日耳曼大道与雷恩路的大十字路口，迎着阳光前行的芭芭拉停下脚步，舒适地微微眯起眼睛，向韩易介绍道。
“圣三一？”韩易不得其解。
“我们面前的这个双叟咖啡馆……”芭芭拉抬抬下巴，“波伏娃、萨特、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加缪和毕加索只要在巴黎，也会出现在这里。”
双叟咖啡馆牢牢占据了最显眼的那个转角，它有着巴黎咖啡馆标志性的深绿色遮阳棚，在冬日下午的阳光下显得厚重而沉静。双叟之名名副其实。就在遮阳棚下方，入口两侧的高处，两尊穿着清代服饰的中国商贾形象的木雕，正不动声色地俯瞰着脚下这条川流不息的大道，见证着近一个半世纪的过往烟云。
美好时代前后，法国对中华文化和美学传统的热衷，可见一斑。
“怎么哪儿都有海明威。”韩易调侃道，“他要是活在当代，那应该是YouTube上相当受欢迎的一个旅游博主。”
“我觉得也是。”芭芭拉粲然一笑，“更远一点，那家墙壁上全是花朵的咖啡店，就是花神咖啡馆。”
“这个我知道，在Instagram上面刷到不知道多少次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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