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舞文弄墨，必先有仁德有智慧有勇气：有仁德担当道义，有智慧勘破世相，有勇气说出真相。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高人苏东坡，说先秦诸子是“黄钟大吕”，后代作者则不过“秋虫时鸣”。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前者在争鸣时代，大狗小狗都可以叫；后者在一统时代，渐渐趋向独裁，大狗叫，小狗不能叫，或只能跟着叫，不能对着叫了。跟着叫，就只能如秋天的虫子，逢秋而鸣，歌功颂德，润色鸿业。
假如不愿跟着叫，又不敢对着叫，那就绕着弯子叫。这也是有传统的，《毛诗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说穿了，就是绕着弯子叫。但绕着弯子叫，有一个原则：不能让人听得出你的控诉和不满，你得不怨天不尤人只怪自己命苦才行。泰戈尔说：独裁者觉得受害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那个身处魏晋多事之秋、“名士少有全者”时代的阮籍，常常临歧而哭，长啸也是哭，唱歌也是哭，写诗也是哭，但诗中多用比兴，言在此而意在彼，弄得归趣难求，难以情测。其实，他用比兴，不是出于艺术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他有苦痛要表达，却又不敢让司马昭觉得他忘恩负义。这一点，司马昭明白得很，司马昭说，你这不叫艺术手法高超，你这叫为人绝对谨慎——至慎。好在司马昭知道阮籍胆子小，不会坏他的大事，还能给其他人做缩头榜样，也就放他一马了。这一类文章，大都归入“经史子集”中的最后一类——“集”中，身份要比前三类低。
所以，写文章，最高境界是先把自己修炼成圣贤，如孔孟老庄，即便述而不作，也自立德立言，功业不朽。其次是把自己修炼成烈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李大钊一般悬颈绞架，犹自张望着赤旗的世界。最不济也要保持着心灵的敏感——在不能当圣贤英雄的时代，至少心智健全，感觉正常。如阮籍，至少能感觉到时代的不对头，能明白自己被压迫着是在受苦而不是在承欢，从而能有被侮辱感并觉得痛苦。其实，作为一个作家，良知有时是这样的一种扭曲的状态：在不能说出真理甚至不能说出真相的时代，至少应该感受到痛苦并表达痛苦——哪怕是绕着弯子很艺术地表达痛苦。
以上的文字是读了穆涛的散文集《先前的风气》后，莫名其妙写下来的。读一本今人的散文集，联想起散文的历史——那是说明，我感觉到了，《先前的风气》是承续着散文的文脉的，是承接着先前的散文风气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风气之文。境界高迈，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几乎圣贤气象，直接最高境界。
穆涛的文字在当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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