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不同。对此沈默曾经十分诧异，并进行了一番调研。在调研报告中，他这样忠实的记录道：
‘地非通衢，故无富商大贾，若粟米则籴于关东口外，绸缎则来自苏、杭、京师，土著多而客民少。虽城堡各有集市，集市各有定期，曰出而聚，曰昃而散，所易者不过棉布、鱼盐，以供邑人之用。’
他把天津没有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四个字‘地非通衢’，但实际上天津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这里是南接北连、东出西进的水陆交通枢纽：以京杭大运河和海河为框架，向北可通往东北和蒙古，向西借陆路可达陕、甘、青、藏，东出渤海与沿海各地相连，交通十分方便，怎么会‘地非通衢’呢？
其实这不足为奇，地理位置再优越，还需要用得上才行。本朝南北间物资运输是靠漕运的，而天津虽然比邻大运河，无奈其与通州的距离太近了，如果作为运河沿岸城市，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只有当海运兴起，它的重要地位才会凸显出来。海运比漕运的优越姓是全方位的，且在元朝便是南粮北调的主要转运方式，本朝之所有没有延续元朝的方式，绝不是技术原因，而是完全处于政治因素，才施行‘片板不下海’的海禁政策，这让天津如明珠蒙尘无人喝彩，冷冷清清了将近二百年。
随着国家的长久太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与漕运的低效率和不可靠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废除漕运，恢复海运的呼声愈发高涨。然而百多年的时间，已经使漕运不再单纯的是一种运输方式，而变成一个巨大的畸形的利益体。百万漕丁及其家庭、运河相关的诸多官府，以及那些因为运河而致富的大户巨贾，都在拼命反对海运，这也让天津的振兴之路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
沈默对振兴工商从来不遗余力，既然认识到症结所在，自然要想尽办法解决问题——他给出的药方是‘开埠’。
他不认同许多官员‘废漕改海’的主张，因为那在目前阶段是不现实的。纵使漕运有百般弊端，但它至少养活了几百万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切内政都是老百姓的饭碗问题，百姓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你打破他的饭碗，又没有新饭碗给他，肯定是要出乱子的。
对于百万半军事化的漕丁的消化，必须慎之又慎，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漕运是不能取消的。但官方漕运之外，还有非官方的商业运输。不用他艹心，只要给商人选择的机会，那么低成本、低损耗、高效率、高容量的海运，必然会取代坑爹漕运，成为商业运输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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