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炜颤抖着伸出手，打开那份奏章，只见上面用自己的口气，以《兴都志》总裁的身份，弹劾副总裁张居正态度不端，对差事多有轻慢，还用一些隐晦的语言，借古讽今，表达对皇帝过分抬举亲生爹娘，却对张太后过于轻慢的不满……当然一封好的诬告信，绝不能通篇虚构，必然要结合三分事实，才能让那七分假话逼真。严世蕃显然早就盯上张居正了，从其撰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中，找出了破绽——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夸赞嘉靖皇帝仁孝，并论证任何一个孝顺的儿子，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做同样的选择，皇帝也不例外。按说是深慰帝心，嘉靖当时看了还龙颜大悦，爽得不能自已呢。
但严世蕃还是从中找到了攻击点——张居正在论证时，举了北宋英宗的例子，还提到了‘濮议’两个字……宋英宗名叫赵曙，原名宗实，是宋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真宗是宋朝第三代皇帝，其继承人是仁宗，也就是赵曙的堂叔。按说赵曙这个宗子本与皇位无缘，但仁宗无子，皇位便落到他身上，其命运与嘉靖何其相似？
而且这两位便宜皇帝的姓格，还几位类似，都非常的聪明，且无比的固执，为了同一件事与大臣发生猛烈的冲突——那就是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登基不久，便各自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旷曰持久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
嘉靖朝的不消分说，轰轰烈烈的‘大礼议’注定载入史册，英宗赵曙也不甘示弱，‘濮议之争’持续终生，且已经写进了史书……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朝廷开始讨论英宗生父濮王的称号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但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二十四个月再说，这并不是为表示对仁宗的尊敬，而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时的阻力而出的缓兵之计。
当时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英宗继承仁宗的皇位，应称生父濮王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迎合上意，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
当时英宗和他的宰相们认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主张，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但英宗已经蓄谋已久，怎会改弦更张？便想施加压力，让百官改变看法。但因为宋朝没有廷杖，而且皇帝不能杀士大夫，所以英宗感到很吃力，压力很大。
偏偏这时候仁宗皇帝的原配曹太后听说消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欧阳修等人，认为英宗能即位，因为他是过继给仁宗的养子，不能再称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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