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建文军接连失利，导致燕兵步步逼近。朝野对他的指责也不绝于耳，方孝孺、齐泰甚至要求建文帝诛之以谢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李景隆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并在燕军兵临城下之际开门投降⑨。
李景隆虽在最后时刻立下大功，但他毕竟曾长期与明成祖对抗，并与方孝孺来往密切，甚至出任建文军主帅都很可能是方孝孺的推荐。如果明成祖真想要对他进行打压的话，不仅合乎情理，且易如反掌。但是，刚刚明成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对李景隆加官进爵，“燕王即帝位，授景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并委任他处理一些实际政务，如会同大理寺、兵部尚书茹瑺等商讨大理寺所设官员及治事繁简①; 与礼部官员等校议靖江府辅国将军品级、礼仪等②。
而李景隆在这一时期也颇为主动: “晋王济熺来朝，赐书谕曰……时曹国公李景隆数言其过，上虽不信，而济熺闻之内怀忧畏，故慰安之。景隆，昭德王济熿妃父云。”③对永乐帝的用人政策发表议论，“臣等先奉诏书，以建文中升调授官，悉仍见职不动。今奉圣旨，臣等再议，得洪武中有犯党逆并黔剌，而为建文所举用者，俱罢职发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为奸臣齐、黄等荐举任用者，俱发为民。”④此外还举荐山东抚民主簿周观政为江西按察佥事，前海盐典史国用为山东按察佥事⑤。
由此可知，李景隆不仅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影响人事安排，还干预外藩事宜，并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新政权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正常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与李景隆的特殊身份有关。李景隆既是开国功臣家族重要成员，又是明太祖的皇亲，早在洪武晚期就已经承担重任，可以说直接代表了明太祖的权威。得到李景隆的支持无疑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能体现这种合法性的行为，莫过于让李景隆任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监修。明朝历代实录的监修官都是勋戚，负责政治把关，但从总体上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⑥。而重修《明太祖实录》乃是巩固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而让李景隆担当此任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而言，李景隆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 明成祖即位后“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⑦根据语境，这里的“诸功臣”指的应该是靖难功臣集团。他们的不满，固然有嫉妒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李景隆毕竟曾经是建文朝的重臣，如果肯定了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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