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朝廷缴纳的赋税，以鼓励边防。
按照之前的规定，边将带领家仆开垦荒地的，每顷要向朝廷输粮十二石，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普通的民田，几乎和军田的纳粮额度相近。
奏疏递到中枢之后，在当时的朝堂之上，其实是引起过争议的。
赞同者认为，此举可以加强边防，让边将在戍守之时更加用心，毕竟，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边将置产业在边镇，在抵御虏贼之时，才更会尽职尽责。
反对者则认为，此举会使得私垦田在边镇愈演愈烈，有了这道政令，边将必然会更加肆无忌惮，役使军士开垦私田，中饱私囊，如此一来，军屯废弛，边军战力下降，长远来看，得不偿失。
这件事情在朝堂上争论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还是顺利的通过了。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当时的天子，也即是现在的太上皇刚刚亲政不久，对曾经大破阿岱汗的任礼十分看重。
与此同时，虽然亲政不久，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太上皇便已经有意要对瓦剌动手。
虽然长远来看，任礼的这个建议，会加重军屯废弛。
但是，短时间之内，的确对边防有好处，能够为之后对瓦剌动兵做准备。
因此，自那之后，边将开垦荒地，只需向朝廷纳粮八石，便可名正言顺的在户部登记造册，划为私田。
应当说，这个建议通过了之后，任礼在军中的威望迅速拔升，甘肃的边防也的确有了暂时性的明显的好转。
对于这一点，其实朝中的很多人都颇有微词，觉得任礼是在笼络人心，所以才上了这本奏疏。
当然，不管朝中议论如何，这件事情毕竟走的是正常的流程，并没有任何违规之处。
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被提起来，是因为锦衣卫注意到了隐藏在这封奏疏背后的内情。
要知道，任礼并非是第一年到甘肃镇守，早在正统元年的时候，他就受命佩平羌将军印，以副总兵之职出镇甘肃，其后两年间，和虏贼大大小小交战数次，直到正统三年远征阿岱汗大胜之后，回京受封宁远伯。
但是，在京中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又回了甘肃，升任总兵官。
到正统八年，任礼递上这份奏疏为止，他在甘肃至少已经镇守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于是，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是什么样的契机，导致了任礼在镇守甘肃七年之久以后，向朝廷上了这样的一份奏疏呢？
这件事情，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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