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因斯坦利用杨平理论研究出来的脊髓理论预测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窗口：脊髓损伤后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是干预的最佳时机。在这个窗口内，如果能够精确调控某个特定基因的表达水平，就可以改变损伤区域周围的微环境，让抑制再生的“围墙“打开一个缺口，让原细胞修复神经。
曼因斯坦和杨平的交流非常频繁而深入。不是每天，是随时。曼因斯坦想到一个问题，不管几点，可能是柏林凌晨三点，可能是南都的中午，他都会给杨平发消息。有时候是一段语音，有时候是一张随手拍的实验记录照片，有时候只是几个关键词加一个问号。杨平不一定马上回复，但一定会在当天回复。他的回复从来不绕弯子，不堆砌术语，不故弄玄虚。一个问题，他能在三句话之内给出核心答案。如果他不知道答案，他会说“我不知道“，然后说“但我们可以一起想“。
曼因斯坦后来对奥古斯特说过：“杨教授是一个天才，但是他依然对自己诚实，对问题诚实，对不知道的事情诚实，在学术界，这种诚实非常宝贵。“
原细胞修复的突破，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曼因斯坦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曾经获得诺贝尔奖，那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但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不是声誉的下坡，是研究方向的下坡。他转向脊髓损伤修复这个“硬骨头“领域，带着诺奖的光环和夏里特医学院最好的资源，却在这个问题上卡了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对于脊髓损伤的病人来说，是五千多个日夜的轮椅生活。对于曼因斯坦来说，是无数次实验失败、无数个假设被推翻、无数次在深夜的实验室里独自面对显微镜的沉默。他尝试过化学遗传学、光遗传学、细胞移植、生物材料支架，所有前沿的技术都用上了，都只能做到“疤痕修复“。轴突长了，但方向混乱；突触形成了，但电信号传导异常；动物的运动功能最多有改善，但远称不上“治愈“。
有一次，曼因斯坦失败后，打电话给杨平，杨平在电话那头几乎没有说话，只是偶尔“嗯“一声，表示他在听。等曼因斯坦说完，杨平沉默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他记了很久的话：
“你在用你的逻辑想它的路，你应该用它的逻辑走它的路。“
曼因斯坦愣了：“什么意思？“
“神经细胞长了几亿年，它的导航系统比我们设计的任何导航都精确，你不要去替它决定往哪走，你要去问它，你想往哪走？然后给它创造条件，让它能往那走。不是你在引路，是它在认路。你只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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