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问题之所在，也是刘备无法接受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为要采取儒家的宽仁理念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强，修改掉法家这过于刚猛、无情的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能取代法家，也是统治者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凶残威力的缘由，一统八荒的秦帝国都能轰然崩塌，他们怎么能不怕呢？
怕是对的，但是一怕就弃用，把好的也给一起丢掉了，那就不对了。
他在编撰会议上提出，国家富强和民众的富强并非是对立，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和民众在求发展这件事情上应当是一个通力协作的关系。
面对可以获得利益的事情，国家组织、引导，发挥领袖作用，而民众竭尽全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参加，一起获得胜利，然后用公平的方式分润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富强意味着民众也能同步富强，国家获得威势，则民众也能同步获得国家的威势，分享国家富强的好处。
国家和民众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共同扶持走下去的关系。
所以刘备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用法家的部分思路反过来限制法家的思维，解决法家自我矛盾的地方。
即制定严格的律法约束肉食者的权力，不能让肉食者在有限的利益之中无限的掠夺下去，将法抬到一个国家最重的位置上，以法作为裁判标准，颁行天下，使得人人信服。
而人的贪欲显然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法家提出用严刑峻法约束人性，只要律法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同一些儒家的思考，觉得过于刚猛的律法会起到反作用，堵不如疏，与其强力封堵，不如疏导。
一味的强堵，是堵不住人性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不单单是法家，儒家到最后也走入了死循环、死胡同。
法家讲究极致的规则，儒家却又捣鼓出了极致的道德约束，折腾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恐怖理念，最后造成了儒家的全面僵化与彻底破产。
而在刘备看来，这并非没有解决之法。
在固定的利益之中，不让肉食者得到太多，肉食者不满，民众迟早也会不满，那么就应该努力将固定的利益做大，把蛋糕做大，这样，就能在固定的范围之中，阶段性的满足人们的欲望。
与此同时，国家也会越发的强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上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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