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通常会被送回娘家，导致整个家族都蒙受耻辱，因为她们是对家庭和城邦无用的失败者。反之，只有生下男性子嗣，给家族提供继承人，完成这个终极使命之后，妇女才能被视为“自己人”，获得一些对财产和其他家庭权力的话语权。
同样，因为生育被视为女性的自然功能和天职，因此完成这个过程所伴随的痛苦，并不是可以用来邀功的额外付出。相反，这些遭遇，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是女性命运的一部分。
毕竟，男性也要为了城邦战斗，需要直面战争中的伤亡，谁能只享受权力，不履行义务呢？因此，对于希腊人而言，这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职责，没有什么“为什么”——要是不接受，大可以脱离城邦，跑到其他地方当“外邦人”，或者有本事自己开拓一块殖民地都行。至于会不会被人打死，城邦也不会管你的。
而哲学家们对此的解释，就更为直接了：亚里士多德学派一直认为，母亲只提供胚胎的“质料”，而父亲提供赋予生命的“形式”。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比喻：父亲是木匠，母亲则是木料。木器的形状，当然是由父亲这边来决定的了。
在这种框架下，怀孕和生产的过程，无论多么波折，都只是一个被动的、物质性的培育过程，而非创造性的贡献。同样，生产的痛苦，在哲学家们看来，也只是一种低等的、动物性的、必然的物理过程中，所伴生的现象，而非一种高尚的、赋予形式的创造性行为所带来的代价。
因此，就算痛苦是切实存在的，也不需要对此特别强调，甚至把它神圣化、高尚化：人们出于道德而进行的行为，以及付出的代价——比如为了保卫城邦进行战斗，并因此受伤，才是值得尊敬的；而女人因为给城邦提供人口遭受的痛苦，其实就和家畜因为给城邦提供肉食遭受的痛苦一样。所以，人类可以因为自己的道德而感谢牛羊，同样，也可以出于道德去感谢女人。但是，这种情绪，也就只应当到这种地步了——总不能因为吃了肉，就要神圣化牛羊吧？
当然，这也只是当时的显学之一，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流派。比如，相比于较为温和、世俗化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柏拉图主义者的理念，还要更加激进。
柏拉图本人倒是没有讲过这么多。在他的《理想国》里，出于城邦整体效率的考虑，他还认为应该考虑优生学因素，允许妇女也加入“护卫者”阶层。不过，柏拉图的后学们，比他又前进了一大步。
柏拉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洞穴之喻”，用来论述人类的认知与真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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