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应该把《第二世界》的所有版权都拿在手里的，也不至于现在变得这么被动了。”
杨萧却笑了起来，“这事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当时我给于东出的价格已经很高，但他依旧没有同意。于东当时对版权这块确实咬得很死，现在看来，他的决定是对的。不过也不用失落，虽然我们可能会为单行本出版付出更多的钱，但是我们得到的已经有很多。”
“是啊，我是不知不觉间变得贪心了。”谭锴笑着叹了口气，“一年前，国内科幻界可是连一篇长篇都找不出来，现在我们倒要为争取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的出版权发愁了。世事变幻，难以预料啊。”
……
清明节过后没两天，于东收到了《收获》的回信，信封里面装了两个人的信，一封是程永兴的，另一封是王瑜的。
王瑜的信，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于东《后羿》已经过稿，将在五月份这一期《收获》上发表。至于一些对于作品的溢美之词自然也是有的，这是王瑜的风格，他的每次来信都会把于东夸一遍。
而程永兴则在信中跟于东探讨了《后羿》这篇小说，他说这篇小说不拘泥史实，在历史文献的集出场展开了大量的想象，历史场景真切，艺术形象动人，是一篇很好的历史文学作品。
前面这些都是一些浮在表面的夸奖，后面的内容才是程永兴真正要说的。
同样是出身中文系的程永兴，因为《后羿》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在后面跟于东聊了叙事学的发展。
他从读者反应理论说到福柯的话语分析，再说到文化研究。
从女性主义说到性别理论，再说到怪异研究。
从种族研究说到多元化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批评种族理论。
他说理论融合种族、性别和阶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的回归和转向，而新历史主义恰是一种回归历史的表现。
程永兴不仅认为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历史回归大有可挖，还认为以后的叙述学里肯定还会产生许多主题回归和伦理转向。
于东看完程永兴的回信之后，不免感慨，果然是震旦大学的中文系高材生，他对叙事学的大胆预测有不少都是很正确的。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前十几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叙事学逐渐呈现一种主题回归、伦理转向的趋势。包括后来出现的美学转向和新语文学，都是佐证。
回归和转向并非倒退，而是一种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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