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病理却是十分明显。
再到上层，官员们只顾和皇帝扯皮，互相狗斗，皇帝赌气不理政，张瀚看过邸抄，万历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首辅方从哲连续多次上疏，请赈灾，补充朝官等诸多紧要之事，万历皆不报，压根不理。
很多后人说万历不理政照样掌握国政，大明民间还在良性发展，那就是完全的胡扯。
南方北方情形不同，南方因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农工商的发展不能完全代表北方，万历的怠政给北方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小冰期的影响下北方更需要朝廷协调救灾，更需要官员们修水利，需要减免赋税，需要修路，需要调集粮食区的粮食补充灾区，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往恶性的一面发展，一切到崇祯年间终结。
下到胥吏贪污舞弊，官员对民间苦难的漠视，上到官员们只顾在道德层面和皇帝扯皮，而对国家的改革毫无思路和建树，最胆大的改革者是张居正，但他的条鞭法和各种措施仍然是在框架内的修修补补。
明朝的律法从立国到至今没有改变过，皇帝和官员们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式，而朱元璋规定的一切还是建立在二百多年前的基础上，这二百多年，“祖制”已经成了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宋律就不停的完善和发展，并且和唐律一样，分为多种格式，对工商的管理和促进，利用工商外贸兴盛带来的财富，在这方面，宋朝甩了大明一百条街。
地方庶政交给那些把政治当生意的浙江师爷，无论皇帝怠政或是廷仗官员试图建立权威，整个社会机构已经完全的脱离了现实，理学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心学渐渐走向玄而又玄，解决不了问题不说，反而成为官员没有道德品格的护身符，法律存在的意义是要调整社会关系，视社会的变化而调整自身，但大明的法统已经失去了这种作用甚至是意愿，在传统的农业部份，用苛政和重刑将农民继续绑在田亩上，士大夫们则趴在农民身上吮血，新的工商业，金融业，外贸业游离于体系之外，体系既没有管理这些新兴产业的意愿和能力，也并不试图将这些新兴业获得的好处纳入体系之中，然后贡献给帝国，这样就走向一个死结，一方面是北方的凋敝和困苦，一方面是南方民间的富饶和舒适，而商人们越来越富，对商人的限制和削弱都不是在体系内的法律层面上，也不会转化为大明朝廷的财富，好处都被权贵阶层和商人们瓜分了，最终朝廷越来越穷，和北方的残破相得益彰，最终朝廷财政破产，北方混乱，女真人摘了桃子，然后将南方的财富和商人权贵阶层加上士林一起铲平，大家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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