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横跨南北数省，整个运河所经过的地区，全部都是由漕运总督说了算。
最为离谱和关键的是，漕运总督手上是握有兵权的，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倚仗和皇帝所顾忌的。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朝是没有漕运总督一职的，因为在景泰年之前，漕运对于大明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只有漕运总兵官和漕运参将，是朱棣在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设置的。
总兵官和参将的府衙大本营就在淮安这座关键城池当中，统筹全局。
总兵官跟参将这两个职位的人选，也和南京守备是一样的，只能由勋贵来担任，就连武将都不行。
目的就是要将漕运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事实证明，朱棣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
一直到景泰年之前，运河一直都是畅通无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现在的情况，动不动就是哪里堵了，哪里需要疏通维修，向朝廷伸手要钱。
可自从土木堡大败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蒙古骑兵时隔八十余年再次跨过长城，入侵汉地。
这些强盗马匪的肆意抢掠和破坏，完全摧毁了北方几省的农业基础，百姓因为战乱而民不聊生。
而当时的国都京师，也刚刚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保卫战，各地的调派而来的守军，以及流窜逃亡的百姓都是要粮食吃的啊。
当时的京师乃至整个北方，各个地区互不相通，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草来维持保卫战所急需的粮食。
因此一直都存在感不强的漕运，一瞬间就变成了救命稻草，当时的北方，就和现在一样，所有的物资粮食全靠南方供应。
勋贵们循规蹈矩的执行着正常任务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到了这种战争紧急状况时，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弊端就显现了出来。
在北京保卫战的前后时期，因为要大批量的运粮、运兵、运物资，运河上的船只何止多了十倍，完全超出了承受范围。
漕运事务的突然繁忙，让勋贵武臣们措手不及，因为当时涉及到许多省府地区的行政，又要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武官们根本就应对不过来。
于是景泰皇帝朱祁钰，就派遣了大量的文臣，入总兵官和参将的府衙进行协助，其中不乏有侍郎和都御史之类的高官。
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头号功臣于谦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文臣们的顶峰。
于是这些早就不满屈尊于勋贵武臣之下的贪权之人，就开始抢夺起了武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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