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就更不消说了。
在这些企业和军队内部，不管壳子如何光鲜，运行和管理本质上还是旧官场、旧军队那一套，哪来的竞争力、战斗力？
这些情况，非独李鸿章为然，其余如左宗棠等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差异只在程度而已。
这是大环境使然。关卓凡想，如果自己处在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大概也会是同样的做法。
但现在自己和他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因为“追求”不一样，自己所谋，远远大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
对于自己来说，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之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犹如左手之于右手，为获得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提前把必须的投资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自己不但不会这么做，也不能允许别人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等于在割我的肉。
关卓凡看来，办企业，可商办，可官办，但万万不可“官督商办”，这等于官商勾结，一起挖国家的墙角。
商办不消说了；这官办，需要找到极有操守、极有能力的人来主持。
不论商办、官办，或者说，不论“私有”还是“公有”，关卓凡以为，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计划经济”。
工业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此非“计划经济”不能办。“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时空的日本、韩国，在其工业化形成和所谓“经济起飞”阶段，莫不如是。
“计划经济”的实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以做保障。像现在的朝廷，名义上君主乾纲独断，其实是几架马车勉强拼在一起拉货，随便一个所谓清流的折子都可能打消一项重大国策，是根本没有能力保障“计划经济”的实施的。
而中国守旧力量无比强大，连“地球是圆的”都无法想象，不可指望通过辩论、讲道理神马的来说服他们支持改革，只能硬干，反对者须以铁血手段清除，这个也非高度集权不能行的。
比如修铁路、架电报线，难道非得辩清楚这些个东西不会“妨地气、害神元”才办得？
那还能办成什么事？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关卓凡认为，“流血”没错，但可怜的谭嗣同把话说反了，要流的，应该是反对变法者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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