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之士，有一个算一个，满朝文武必定要死上十之八九。
这项规定自孝文帝颁发以来，基本流于表面，也导致无法真正对贪腐之人依律进行惩处。
高澄与宇文泰革新律法，对这一制度进行更改，都将死罪数额定在三十匹布，三十匹以下，按照受贿金额多寡，在革职之外，依次有鞭、杖、徒、流，四刑不等。
其实哪怕高澄、宇文泰将赃满死罪的数额提高到三十匹，对于大多数贪腐官员来说，一旦被查实，依旧是一个死罪。
毕竟三十匹布的数额并不多，魏明帝时，清河郡有五百人西戍，欲回乡途经赵郡，因盗匪横生，道路断绝，于是凑了一千匹布向李元忠求助。
而崔甗的赃款自然并不止三十匹，高澄的意思很清楚，崔甗是生是死，全看其子崔赡是否真有利国利民之策。
如果崔赡争气，高澄可以只勒令崔甗去职，归乡养老，而崔赡也不会因为身为犯官之子，三代不能为官的规定，而报国无门。
可若是崔赡拿不出令他满意的策论，崔甗自会依《太昌律》治以死罪。
崔暹、崔昂、崔季舒对此并无异议，说到底，一众信都元从中，比崔甗贪得多的，大有其人，真要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最先要杀的就是陈元康。
而之所以独独整治崔甗，只是他口无遮拦，因一句‘黄颔小儿也能当得起重任？’触怒了高澄。
高澄愿意给崔赡一个补救的机会，拿出利国利民的可行之策，来救他一家，崔暹等人也说不出二话，毕竟说到底，整件事情，小高王自己才算是真正的苦主。
关于此事的得失，高澄心中自有计较，少杀一人，换取强国富民的可行之策，无论如何都是赚。
至于制度破坏，不定罪，也就没有破坏三十匹赃满的制度，如今东魏朝堂赃满三十匹以上，未定罪者，数不胜数，也不缺一个崔甗。
归根结底，留下有用之人，剔除无能之辈，才是在这个时代应该秉持的反腐态度。
高澄的态度很快被传给崔家人，他们也赶忙写信，让崔赡莫要回京，好好在地方准备来年京试，那才是救父的方法。
邢邵上表请辞兖州刺史一职，辞章很快被同意，高澄连挽留的姿态都懒得去做。
崔甗只是贪腐，而邢邵却是欺瞒，哪怕邢邵再有能力，高澄也不可能为他开这个先例。
邢邵离开洛阳的时候，只有崔暹一人送行，人情冷暖尽显无疑。
但怨不了旁人，就连崔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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