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行政是为后代所称颂的，全境有郡约一百余，每郡辖县十到二十个，比之现在全国十余个行省，每省辖县数十甚至数百为大大合理。汉朝官级较少，县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区域即小，管理较为直接，相当于没有现今省一级行政级别。说明当时经济生活简单，各个行政区划内基本可以各自为政，互相依赖程度不大，没有一种大规模的区域内运作。这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钱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是？”所以两汉的地方行政虽为历代称颂，后代却无法依样画葫芦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区划这一话题在此饶舌，是因为看了《南方周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载一系列关于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感而发。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千年前何其不同，从世界而言是全球经济，从中国而言是全国经济，一部分学者在积极讨论“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的行政区域扩大，甚至将苏州、无锡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种种壁垒，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试想，如若现今中国一如两汉时期，全国十几行省分为百余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百余个郡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么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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