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存在，在表面“抑商”的背后，却是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牟利害民。
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这就是本朝土地兼并屡禁不绝，国库枯竭，社稷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本朝重农抑商之策的最终结果。
上至天子，下至士子，由于重重原因，明知道“商”之不可抑，却不得不抑，明知道“农”之必须重，却难得其重。本朝的农、商在王侯权贵、门阀官僚的过分介入下，已经长期处于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如果再不力图变革，本朝的社稷必将有倾覆的一天。
“如今国家危难，民生凋敝，只有再次启用本朝初期自由开放，依法治国之策，以图重振社稷。”支持者毫不让步，高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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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持者的这一说服，却触动了大汉国最为敏感的区域，那就是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的争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争论？
朝廷的争论突然之间延伸到了太学，延伸到了名士大儒，延伸到了学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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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在本朝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学说直接影响和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儒家学说倡导君权天授，由此引申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而重农抑商之策正是以其能打击富商豪强获得民心，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诸多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国家首选。
推行重农抑商之策需要一个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一点儒家学说也帮助君主做到了。
秦一统六国之后，将郡县制推广全国。本朝从秦制。郡县制的设立为国家权能的实施减少了掣肘的力量，也为本朝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本朝官僚体系的触角也随之遍布全国各地。本朝的官僚以“士大夫”为主体，“士大夫”的身份具有“儒生”与“官吏”的二重特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同时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从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成为可能。
本朝的官僚体系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结合日趋完美。
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他们成为统治者的一份子，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们和君主的利益紧密相连，他们因此成了“重农抑商”政策的真正参与制订者和推行实施者。士大夫们清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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