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了擦手。
“我问问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没透露任何多余信息。这两位嫂子不知道她爱人就是设计那台洗衣机的人，赵芸灵也没打算说。
回到屋里，她关上门，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日历。
上面用铅笔圈了一个日期——那是陈卫东说样机量产前，先给家里送一台的日子。
她搓了搓还在发疼的手指。
快了。
筒子楼的热议不是个例。
整个三月上旬，部委家属区的公共水池、传达室、锅炉房、大院门口的小卖部，凡是有女人扎堆的地方，话题都绕不开那三个字。
道理很简单。
这个年代，有钱买不到东西。工资发了，票攒着，商店柜台上该空的还是空。自行车要排队一年，缝纫机要托关系，手表更是稀罕物件。
但红星厂的东西不一样。
电饭煲出来的时候，是种花家第一台。一机部牵头，商业部铺货，国营商店上了柜，虽然凭票限购，但好歹能买到。
电磁炉更进一步，配额直接分到了各部委。
每一样都实打实改了日子。不用蜂窝煤生火了，不用蹲在炉子旁边扇风了。
现在又来了一台洗衣机。
冬天洗衣服这件事，在北京的筒子楼里是真正的苦差。零下十几度，手泡在水里搓，搓完拧，拧完晾，晾完手指裂口子，裂完贴胶布，贴完第二天接着搓。
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四口之家，冬天每周至少洗两次大件，每次蹲在水池边四十分钟。一个冬天下来，光洗衣服就搭进去上百个小时。
如果有台机器，衣服扔进去，三十分钟后拿出来直接晾——那省下来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十根手指头的裂口。
“这不光是洗衣服的事。”外交部家属院里，一个老大姐说了句在整个部委传开的话，“这是过日子的体面。”
体面。
这个词，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分量比什么都重。
——
红星厂的名头，在四九城又响了一轮。
但这回传的不只是厂名。
二机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三个处长围着一份产品通报坐了半个钟头。
通报上写着红星厂洗衣机的基本参数、产能规划和预估创汇额度。数字不大，但有一行备注让三个人反复看了好几遍。
“设计：一机部研究处。”
“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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