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开始忙起来了。
恒通的人走后，陆震廷把海外事业部的三个项目一并交给了他。不是商量，是通知。“恒通的事既然你不想谈，那就先把该做的事做好。”他把一摞文件放在陆云桌上，厚度约等于一本字典。“这三个项目的进度都滞后了。年底之前必须全部交付。”陆云翻了翻最上面那份。是斯里兰卡的一个港口配套工程，预算超了百分之四十，工期延误了半年，合作方发来的邮件措辞已经不太客气了。中间那份是尼泊尔援建项目的收尾报告——学校已经竣工了，但验收文件还没签完。最下面那份才是恒通的项目意向书。
他把三份文件摞在一起，忽然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尼泊尔的援建项目，他可以继续做。但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做完，全由父亲说了算。这是一种精确的、持续的提醒——你的每一步都踩在我的棋盘上。
从那天起，他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点以后回来。有时候更晚。
尼玛在客房的床上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皮鞋踩在红木地板上，每一步都比两个月前更重。不是体重增加了，是疲惫有重量。他推门进来的时候，通常她还没睡。他会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说几句话——今天开了几个会，见了什么人，斯里兰卡那边的合同又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去洗澡。等他洗完澡出来，她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平稳而均匀。
他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睡着了。
她不怪他。她知道他在为什么忙。那天在饭桌上，他当着赵家的人说了那句话。陆震廷没有发火，沈佩兰没有说重话。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惩罚。而工作量翻倍，是陆震廷给他的另一种提醒——在这个家里，你不是自由的。你的时间、精力、选择，都服务于一个比你更大的东西。
但她还是一个人。
白天，陆家大宅里只剩下她、阿姨，以及偶尔从书房里传出的陆震廷讲电话的声音。沈佩兰每周有三个下午要出门——茶道课、花艺课、太太们的聚会。她出门前总会经过客厅，如果尼玛在那里，她会微微点一下头。那种点头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只是确认一件工具还在原来的位置，现在多了那么一点点重量，像在确认一个她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存在。
尼玛试着和阿姨聊天。阿姨对她态度很好——比沈佩兰更自然，比陆震廷更松弛。但阿姨的话不多。她在陆家做了十几年，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她可以告诉尼玛“今天超市的排骨特价”，但不会告诉尼玛“太太昨晚在房间里说了什么”。她可以帮尼玛把凉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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