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北京，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数据中心。
2150年8月底，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第六周。解密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分散到各自的基地：哈桑回到了迪拜，索菲亚返回了亚马逊观测站，艾米丽·张去了CERN进行交叉数据分析，维克多·诺瓦克则留在了日内瓦，远程协调仪器校准工作。而赵晨星，作为地面协调的核心技术人员，几乎住在了北京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位于地下三十米深处，是一个巨大的环形空间，墙壁由铅板和电磁屏蔽层构成，将外界的电磁干扰降至最低。数百台量子计算节点在环形空间的中央排列成一个完美的圆环，它们的冷却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像是某种巨大昆虫的振翅声。在这个圆环的上方，悬浮着一块直径十米的全息投影屏，实时显示着来自天眼-IV的原始数据流。
赵晨星站在圆环的边缘，身旁是维克多·诺瓦克的全息投影——捷克人本人仍在日内瓦，但他的影像以极高的分辨率出现在北京，以至于赵晨星几乎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咖啡和烟草混合的气味。
“我已经完成了对天眼-IV过去五年数据的回溯分析，”维克多说，他的影像在全息投影中来回踱步，“结果很有意思。在2148年至2149年期间，极低能段确实存在一些微弱的异常波动，但它们的统计显著性远低于当前信号，而且……”
“而且什么？”赵晨星问。
“而且它们没有’叙事结构’，”维克多承认，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情愿，“2148年的异常看起来像是随机噪声的统计涨落。2149年的异常可能是太阳活动周期的某种残余。但当前这个信号——”他调出两组波形对比，“——它完全不同。它在演化。在’学习’。在……适应。”
“适应？”赵晨星皱起眉头。
“看这个，”维克多放大了一组数据，“在6月3日信号首次出现时，它的信息熵是0.68。到了7月中旬，熵值上升到0.73。到了8月底，也就是现在，熵值稳定在0.75。与此同时，它的拓扑维数从2.1上升到2.7，接近一个三维流形的复杂度。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信号在变得更加……复杂，”赵晨星说，“或者说，更加’丰富’。”
“或者意味着，”维克多冷冷地说，“它在对我们做出反应。它在根据我们的观测行为调整自身的编码方式。”
赵晨星感到一阵寒意。这不是一个他可以轻易接受的假设。如果信号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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