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六年，大明全国财政收入折合粮食是10800万石，折合白银约为2160万两，其中包含了4100万石粮食的农业税，约合白银820万两；盐课则经历了盐法改革后，由洪武朝每年实缴250万两的被贪墨常态，恢复到了应缴的600万两（此时的茶课被计入了贸易收入，所以在这里不做重复计算）；而商业税则从34万两蹿升到了740万两。
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从建文四年的88:7:5，变成了永乐六年的38:28:34。
当初姜星火对夏原吉许下的远景，只用了六年时间，就已经实现了。
大明的财政收入从680万两，增长到了2160万两，并且还不是去日本挖银矿那种通货膨胀式收入增长，而且把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基本上做到了接近1:1:1，这比之前靠天吃饭显然更加健康、稳定.因为盐税在这时候，本质上其实就是人头税，所以这个税收比例说穿了，其实就是土地:人口:贸易。
当这个比例接近的时候，整个农业社会就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状态，土地和人口这两项数据都很健康，同时也有不错的商业贸易。
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其中任何一项占比过高其实都不是好事情。
譬如农业税占比过大，往往意味着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土地，典型例子就是明末，后果就不用说了，会陷入“加税-起义-再加税-更大规模起义”这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最终盘子装不下了的情况。
而盐税占比过大，则说明人口过多，人口过多在不对外扩张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人地矛盾的加剧。
至于商税占比过大，对于农业社会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口从事商业，用于种田的人少了。
不过大明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而随着工业化与大航海的进程，贸易的比重增加，商税就会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增加，到了近代工业社会，就会代替之前农业税的位置，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而盐税也会演变成其他税种总之，这个盘子固定下的比例怪圈现象，是可以通过做大盘子来破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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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天空湛蓝如洗。
南京城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显出了一派“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状态，新修的混凝土城墙与之前的砖石城墙形成了颇为诡异的共处状态。
下关码头那长长的栈道，在阳光下闪烁着古朴的光泽，仿佛见证了这座城市从“石头城”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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