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大明帝国高层的心意。
毕竟廷辩涉及到的东西实在太重要，根本不适合让其他人插嘴，甚至讨论的过程都最好不要让大部分人知道，至于接下来怎么办，就交由他们这些做决断的人去操心吧，否则万一有什么纰漏，那损失就不知道是多少无可估量的东西了。
见到众人的反应，夏原吉暗暗松了口气，不管怎么样，至少六部尚书留下的，力量对比反而没有那么悬殊，如果算上几位五军都督府的国公，那么甚至可以说支持和反对的双方人数是基本持平的。
转移到了奉天殿，朱棣和几位皇子也得以脱去冕服，换上了常服。
朱棣扫视了一圈众人，说道：“开始吧。”
方才姜星火说完，按理该轮到了黄福，见姜星火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黄福理所当然地开口道：“理财之效，北宋【延和殿廷辩】亦有此论，司马光曾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国师所言，民富国强，与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何其相似，然王安石变法，结果如何？国家固然透支一时潜力，换得府库丰盈，然而北宋亡于王安石，又可曾是妄言？”
这便是说，同样的国家经济辩题，王安石的观点是有办法在朝廷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从而起到双赢的效果；而司马光的观点是想要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必然是要向人民增加赋税，从而利国损民。
如果从后世人的角度来看，似乎王安石更有道理一些，但要是从结果上来公允地评价，也就是从变法之后的北宋财政与社会情况来讲，那么其实司马光是对的。
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本质确实不是做大蛋糕，而是与民争利，是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敛财，虽然王安石变法给北宋朝廷创收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元丰年间比之嘉佑年间，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多了2/3以上，但由于朝廷插手青苗、均输等事项，反而导致了民间商业的萎缩，是典型的朝进民退。
所以，王安石用的还是桑弘羊的那套理财术，只不过包装的更好看一些。
而眼下第二个问题“农与商”的关键，已经转到了王安石变法在证明这一经济问题的得失上，那么姜星火就不得不就事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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