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已经发现了一些甲骨文的文字，但是并无有名的研究者留下记录，直到清朝中晚期，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在我啊！
非但如此，商朝墓葬，尤其是商纣王的墓葬，对于论战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众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
为什么商纣王的墓，对论战有特殊意义？
是因为变法也好，守旧也罢，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王霸、义利、古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在数百年前的那场“王霸义利”之争，到底争论的是什么？
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王霸”，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后，由于道心的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政治理想，或者说，道统。
这种道统，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也就是圣人当政、贤者被用，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
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道统”的解释的不同。
而陈亮则认为需要“王霸并用，义利双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中间也有霸道，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便是所谓的“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
两人在三代之治历史观，也就是“王霸”问题的争论上，基于此，又引出了更深层次的“义利”之辨。
也就是说，怎么区分“王道”与“霸道”？
朱熹区分王霸的标准，就在于讲仁义还是倡功利，仁义为王道，功利为霸道，他认为三代统治行仁义不计功利，而汉唐统治一切都基于利欲。
而陈亮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相辅相成的，利也是义，义要通过利来体现，陈亮指出即便是在三代之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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