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东侧围墙豁口的方向突然响了一枪。
不是连发，是零星的、试探性的一枪，可能是反对派的流动哨在远处放冷枪，也可能是砚台的人在清理未爆弹药。但那一声枪响清脆地划过园区上方的空气，穿过了会议室那扇关着的窗户。林越下意识地用手掌按住话筒，但太晚了。他爸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两秒。
“那是什么声音？”
“工地的。这边在拆一个钢架棚子，钢管掉地上。”
林建国没有继续追问。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林越很少从他爸嘴里听到的语气——不是命令，不是玩笑，是某种很深的、被压了三天之后只能用最慢的方式倒出来的东西——说：“你记着。你妈这几天老是看新闻。每次电视上放到非洲的事情，她嘴上不说，脸上那个样子，我也不好受。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别瞒我。瞒也瞒不住。”
林越攥着话筒的手紧了一寸。他看着窗外那个被炸开的豁口，看着砚台的队员蹲在沙袋上抽烟，用一块破布擦枪管。他看着那个叫雀尾的医疗兵在悍马车尾清点急救物资，把每一支注射器的有效期对着光检查之后才放回密封袋，动作跟昨晚一样稳，跟用镊子夹弹簧零件的姿势一模一样。
“我知道。爸，你放心。”他把谎言补得比刚才更厚了一层，装作很随意地补了句，“我们这边大使馆反应很快，你要是看到新闻就换台，别让妈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这边热，我先挂了。”
他挂了电话。手从话筒上拿下来的时候，指节有点白。他低头看自己那只手，忽然想起佛山出租屋里父亲推过来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三千块。不让你妈知道。
上午九点半，反对派没有动静。但他们也没有撤。
马鲁尔拄着一根断了的拖把杆，一瘸一拐地从观察点回来。他腿上的碎布条已经换了干净的，但走路的时候还是咬着牙，额头上渗着一层薄汗。“北面和东面的土路尽头都有人在移动，”他在桌上摊开一张揉皱的烟盒纸，用指甲在上面划了几道线，“不是进攻队形，是集结。他们在等人——从其他地区调过来的人。我认出其中一辆皮卡上的标识，不是朱巴本地的武装，是从北边过来的。”
周明远把烟盒纸转过来看了一眼，眉头拧了一下，然后把纸推到林越面前。林越低头看那些指甲划出来的线，又抬头看了一眼砚台。砚台站在旁边，背靠着墙，双臂交叉，突击步枪挂在胸前。他看着那张烟盒纸，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问了马鲁尔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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