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做实事,去干出成绩来,而不是耗在那个漩涡里。”
他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
窗外的阳光移到了他的手上,那只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粗大,皮肤松弛,老年斑在光线下清晰可见。杨小琳想起小时候,这只手拍过她的头,给她削过苹果,在父亲的追悼会上紧紧握着她的手。
“凉坝的经济需要他,他也需要凉坝——一个能让他施展能力、证明自己价值的地方。他去了,干得很好,好到凉坝市委主动要提拔他当市长。”
王一凡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说,”他会在新的岗位上突发疾病逝世。”
他看着杨小琳,眼眶微微泛红。但那双眼睛深处有什么东西,杨小琳看不透——是悲伤,是愧疚,还是一种老政客在关键时刻精准投放的情绪?
“对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内心有愧——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告诉杨小琳,一是因为他并不敢百分之百肯定匿名举报者就是杨长贵——长贵从来没有当面跟他提过这件事,他也不想在女儿面前揣测父亲的行为;二是他觉得告诉她也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事情已经过去了,举报的内容没有查出问题,长贵也在凉坝干出了成绩。把真相说出来,只会让活着的人更痛苦。
“既然你今天已经问到这件事,我就把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告诉你。”
他看着她,目光里有疲惫,有她从未见过的某种东西——也许是内疚,也许是释然,也许是一个老人在面对最亲近的晚辈时,终于卸下了多年的负担。
“如果你要怪我、恨我,你就恨我吧。”
杨小琳看着他。
她想起凉坝市委组织部档案柜里那份提拔审批表,陈秘书说的”杨市长趴在桌上,茶杯还是温的”,司机老赵说的”不能让人看不起凉坝”。这些都是真的。王一凡说的这些,也可能是真的。
但她也想起王剑飞说过的话:”周家递刀从来不会只递一面。”
这封信,这张便签,这个”投石问路”的人——他想让她看到什么?王一凡的”坦白”里,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精心计算后的表演?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在这一刻,她必须做一个决定。
她低下头,看着茶几上那个泛黄的信封。信封上的字迹和她父亲遗书上的字迹一模一样,收笔时微微上翘,像是在笑。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王一凡,嘴角动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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