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他也知道，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干。隔壁学校的刘主任，拿的比他多。对面学校的王主任，拿的比他狠。他不算最过分的，只能算中等。这个认知让他的良心不至于太痛。他有时候会想，这些学生要是知道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被学校和中介抽走了，会怎么想？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要是知道”不意味着“真的知道”。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在乎，因为他们要毕业证。毕业证比什么都重要，重要到可以忽略那几千块钱，重要到可以忽略那根受伤的手指，重要到可以忽略那些没有人回答的“为什么”。
新一批学生的名单在孙主任桌上摊着，六十七个名字，六十七个学号，六十七个身份证号。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梦想，但他们被写在同一张纸上，被归类为“第三批实习学生”，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被打上了同一个条形码。孙主任把名单翻了一遍，看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停了一下。那个名字叫陈思思，女，二十岁，学的是会计。他想起这个女孩，上个月来他办公室问过实习的事，问他能不能自己找实习单位。他说不行，学校统一安排。她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学校要对你们的实习质量负责。她没有再问，低着头走了。
孙主任把名单合上，放进文件夹。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操场。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有人在晒太阳。他忽然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也实习过，也被安排到一家工厂，也签了一份看不懂的合同，也拿过比承诺少的工资。但那时候他没有多想，因为他觉得“这是必经的一步”。现在他坐在了这个位置，成了那个安排实习的人。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他也遇到了一个像自己这样的就业办主任，他会怎么想？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如果”没有意义。他在这里，做着这件事，已经做了十二年，还会继续做下去。
周一的早晨，三辆大巴停在宿舍楼下。学生们拎着行李箱下楼，把箱子塞进大巴底部的行李舱，然后上车，找位子坐下，等发车。没有人来送行，因为大一、大二的学生在上课，老师们在办公室，孙主任在就业办窗口看了一眼，确认车来了，又低头看手机了。六点半，第一辆大巴发动了。六点三十二，第二辆。六点三十五，第三辆。三辆车排成一列，缓缓驶出校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
车上，陈思思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耳朵里塞着耳机，手机里播放的是一首英文歌，她听不懂歌词，只是觉得旋律好听。旁边坐着一个女生，是她同学，正在跟男朋友发语音，声音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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