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几张扫描的酒店入住登记表。登记表纸质发黄，钢笔字迹已经褪成淡蓝色，但每一条记录都清晰可辨。冯先生在北边港口住了三晚，房间号是客栈二楼最靠里那间，和现在这间只隔两扇门。登记表上他的名字旁边有一行备注，是余老板写的——“此人少言，每日早出晚归，退房时未留联系方式。”退房日期就在他抵达之后没几天。之后他的踪迹就断了——客运码头售票处没有他离境的记录，货轮那边也没有登记过这个名字。他像是从这个港口蒸发了一样。
阿耀问余老板还记不记得这个人的样子。余老板靠在门框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把烟在手指间转了两圈，说记得很清楚——穿西装，在这个港口穿西装的人不多，除了他就是码头管理处的科长，但科长穿的是制服西装，冯先生穿的是定制的，剪裁得很合身，袖口的纽扣是银质的，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管”字，和顾衍之刻在铜矿山铁门上那个字一模一样。余老板说他以前在澜州港开杂货铺，老周头是他的老顾客，后来他关了杂货铺搬到北边，老周头还是逢年过节给他打电话，问他这边有没有陌生人出入。有一年老周头打电话来，说如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住店，告诉他一声。后来冯先生真的来了，但他没有告诉老周头——因为冯先生跟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是来找一个人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只是来告别。
“告什么别。”
“告什么别他没说。但他退房那天是个阴天，北边港口难得下雨。他撑了一把黑伞，往灯塔的方向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个穿西装的人，撑着一把黑伞，在雨天往灯塔走去。”
沈若琪说灯塔那边是峭壁，没有路，他去灯塔做什么。余老板说那边以前有条小路，沿着峭壁往上走，通到一座废弃的瞭望台。当年守灯塔的人退休之后，瞭望台就荒了。后来有人上去过——不是冯先生，是另一个人，穿着旧工装，肩上扛着一把铁锹，在瞭望台里刻了一个字。
阿耀推开客栈的门，往灯塔走去。灯塔在码头最东边，塔身的白漆已经剥落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壳。海鸥在塔顶的铁栏杆上站成一排，被海风吹得羽毛倒竖。塔基旁边有一条被杂草淹没的石阶路，沿着峭壁蜿蜒往上。石阶上长满了青苔，每一步都滑，海风从峭壁下面灌上来，带着咸腥的浪沫，脚下的青苔被踩得汁液四溅。沈若琪跟在后面，一只手抓着路边的灌木枝保持平衡，另一只手还攥着手机。
瞭望台在峭壁顶上，是一间圆形的水泥房子，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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