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马瑙斯的航班是夜里十一点。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一个胖胖的巴西男人，一上飞机就睡着了，呼噜声很大。机舱的灯关了，只有头顶的阅读灯还亮着几盏。我睡不着，把手伸到眼前，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着右手虎口。光滑的，干净的，什么都没有。但孩子的虎口上有一个红点。针尖大，很小，它在长。它会从红点变成一道疤，从一道疤变成刻着字的印记。它会写“死亡等我”，会写“林深”，会催他，会叫他，会逼他。
飞机在圣保罗降落。转机，等，再飞。到马瑙斯的时候是下午。热浪扑面而来，空气里那股熟悉的味道——雨林的、河的、腐烂的、新生的，混在一起。我没有让索菲亚来接，打了一辆车，直奔家里。
上楼，敲门。索菲亚开了门。她穿着那件皱巴巴的卡其色衬衫，头发乱糟糟的，眼袋很重，像是很久没有睡好了。她看到我，没有说话，侧身让我进去。孩子躺在婴儿床里，醒着，眼睛睁得很大，黑黑的，亮亮的。他看到我，没有笑，也没有哭，就是看着我。我走过去，蹲下来，把手伸进婴儿床的栏杆缝隙里，用食指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右手。虎口上有一个红点。针尖大，红色的，比索菲亚在电话里形容的更明显。不是暗红色，是鲜红色，像刚渗出来的血。
“什么时候变红的？”
“今天早上。之前是淡粉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今天早上换尿布的时候，忽然发现变红了。”
我摸了摸那个红点。孩子的皮肤是温的，红点是热的，比其他地方的温度高一点。它在发烫，和当年我手上的疤一样。
“林深，怎么办？”
“不知道。”
“你回来就是为了说不知道？”
我看着她。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她不哭，不是不想哭，是不敢哭。怕哭了就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孩子半夜哭了，哭得很凶，声音尖锐刺耳。索菲亚起来哄他，抱在怀里走来走去，轻轻拍他的背。他哭了好一阵才停。我睁着眼睛，听着她的脚步声。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徐鹤亭在马瑙斯的住处。他在信里写过那个地址，我记住了。一栋旧公寓楼，灰色的外墙，漆掉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水泥。门锁是坏的，推门就能进去。楼梯很窄，扶手生锈了，楼道的灯不亮了。我上了三楼，找到那扇门，敲了几下，没有人应。又敲了几下，里面传来脚步声。门开了。
徐鹤亭站在门口。他没有死。他从塔里出来了。但他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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