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瑙斯的雨季没有尽头。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有时候连着下一周，有时候晴半天又接着下。空气永远是湿的，衣服永远是潮的，墙壁永远在长霉。索菲亚说，习惯了就好。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往墙上喷除霉剂，刺鼻的味道弥漫整个客厅。孩子被呛得打了两个喷嚏，她赶紧把窗户打开。
那道疤已经不在了。每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还是看右手。虎口到手腕，那片皮肤是光滑的，干净的，没有痕迹。但它还在心里，在梦里。索菲亚说，时间长了就忘了。她说得对，时间长了什么都忘了。但时间才过去不到一个月，我还没忘。
“林深，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索菲亚在厨房里问。她在做饭，菜下锅的声音很响，滋啦一声，油溅出来。“回哪？”“中国。”“不知道。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年。”“你不想回去？”“想。但不想走。”她没有回答。锅铲碰着锅底，一下一下的。
那天夜里，我订了机票。不是下个月，不是明年，是后天。索菲亚看到了手机屏幕上的订单信息，没有说话。她抱着孩子，把他举到肩膀上，轻轻拍他的背。他打了一个嗝，很响。她笑了，我也笑了。
走的那天，马瑙斯在下雨。不是毛毛雨，是暴雨，天像是被捅了一个窟窿，水往下倒。索菲亚没有送我去机场。她说孩子太小，不能淋雨。我亲了孩子的额头，亲了她的额头，背起背包，走出门。雨打在脸上，疼的。我没有回头。不是不想，是不敢。
到了机场，办登机牌，过安检，找登机口。每一步都像在走别人走过的路——沈鹤亭走过的路，1956年林深走过的路，徐鹤亭走过的路。他们都走过这条路，都从马瑙斯离开，都去了不同的地方。沈鹤亭去了中国又回来了，1956年的林深去了中国再也没有回来，徐鹤亭去了中国又回来了。我去了中国，还会回来吗？不知道。
飞机起飞了。马瑙斯在窗外越来越小，那些密密麻麻的屋顶，红色的、蓝色的、生锈的铁皮，挤在一起，像一堆生了锈的拼图。然后是雨林。从高空看，雨林不是绿色的，是黑色的。树冠太密了，密到阳光照不进去。塔在黑色里，看不见了。不是看不见，是被遮住了。它还在那里，在树冠底下，在黑暗里，在沈鹤亭的手上。他替我守，我替他活。
三十多个小时后，飞机在广州降落。出机场的时候，天快黑了。广州的傍晚灰蒙蒙的，分不清是雾还是霾。空气中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混着路边摊的油烟味。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说了家里的地址。司机是本地人，没有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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