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淞沪会战打响后的头几天，机密二股的工作节奏翻了不止一倍。李直峰调了两个人过来支援，办公桌不够坐，走廊里又加了两张桌子。
汪昭坐在自己那张靠窗的工位上，桌上摊着六七份待译的电报。
从八月九日虹桥机场事件之后，外务省的电文密度翻了一倍不止。东京与上海、南京、汉口各使领馆之间的往来电文，一天几十封，有的长有的短，长的一百多组数字，短的只有二十几组。
她一份一份地译，把译文抄在专门的稿纸上，左上角标注日期和来源，右下角签上自己的编号。
八月十一日，她译出了一份外务省发给上海总领事馆的急电。内容不长，要求驻沪外交人员“对当地侨民做最后一批撤离的准备，不得延误”。她把译文看了一遍，站起来去了李直峰的办公室。
当天下午，军事委员会那边就来电话了。李直峰接完电话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汪昭的工位。
“那份撤侨电报，委座亲自过问了。你继续盯，尤其是从东京发给上海、汉口、南京的电文，一封都不要漏。”
汪昭点了点头。从那天起，她每天的译电量翻了一倍。东京发给上海的电文，有的急，有的比较急。只要看到“十万火急”几个字，她先译那一份。
八月十二日到十三日之间，她注意到一个规律，东京发给上海总领事馆的电文中，“舰艇”“运兵”“集结”这几个词的码组出现频率大幅上升。
而在发给汉口、南京等长江沿线领馆的电文中，“侨民”“撤离”“限期”是高频词。她把这两类电文分别排列，标注日期，发现侨民撤完的时候，兵力集结正好完成。她的脑子自己就把这个逻辑链串起来了。
八月十六日，汪昭拿到了“紫密”的第一批电文，外务省已经全面换装了新密码机。这种新机型采用了机械式加密，乱数更大，规律更难抓，比红色密码复杂得多。
但新旧交替的窗口期她没白干，虽然抓不住全貌，但她已经从混用电文中提取出了一部分高频码组的对应关系。
汪昭译出了东京发往上海总领事的密电里，有部队番号和登陆地点，少数直接指向陆军的动向。
她把那份电文译完，抄在稿纸上，签了编号，送去李直峰的办公室。李直峰看完用红笔在番号和登陆地点下面各画了一道横线。
“军委会那边，以后你的译文直接报过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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