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过去了。
匹兹堡的秋天来了又走，冬天下了几场雪，春天来的时候，汪昭已经大二下学期了。日子过得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上课，下课，图书馆，食堂。佩吉说她像个钟表，每天都是同一个点做同一件事。她说“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图书馆靠窗的位子只有她自己，习惯了对面没有人，习惯了不等人。
那天下午，她从教室回来，路过门房。看门的老头叫住她，递给她一封信。信封上是楚材的字迹。她接过来，没当场拆。回到宿舍，坐在床上，拆开。
信不长。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从尾到头看了一遍。然后垂下头，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果然如此”的笑。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放在桌上。狠狠抽了一根烟。
烟雾在屋里慢慢散开。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天灰蒙蒙的，要下雨了。
还是没变。他没去开矿。没去湖南。他去了广州，去了黄埔，跟了校长。他还是走上了那条路。那条她知道的路。她以为小蝴蝶的翅膀扇动了，以为他在湖南的矿山里挖矿，以为他远离了政治，以为他安全了。没有。什么都没变。历史还是那个历史，他还是那个他。
她掐了烟，把烟头扔进垃圾桶。然后拿起笔，写回信。
知道了。希望你一切顺利，照顾好自己身体。
没有多余的话。她写完了，看了看，装进信封。第二天寄了。
那封信之后，汪昭想开了。
不是想通了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算了。她改变不了他，也改变不了历史。她能改变的，只有她自己。她不再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了。课还是上，作业还是写，但不再从早坐到晚了。她开始拉着佩吉去酒馆。学校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卖威士忌和啤酒，晚上有爵士乐，钢琴、贝斯、鼓，三个人就能撑起一整晚。
佩吉第一次被她拉去的时候，很惊讶。“你？你还喝酒?”
“为什么不?”
“你从来不出去！”
“现在我出去了。”
她们坐在角落里，灯光昏黄，烟雾缭绕。台上一个黑人老头在弹钢琴，指法不紧不慢，音符一个一个地蹦出来，懒洋洋的。汪昭点了一杯威士忌，加冰。她前世喝威士忌，不加冰。这一世第一次喝，还是不加冰。佩吉喝啤酒，一边喝一边说她在纽约的工作，说她男朋友，说她妈。汪昭听着，偶尔说两句。
“你知道吗?”佩吉说，“你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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