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从上海赶回北平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
火车过山海关时天刚蒙蒙亮，窗外的田野里有人在烧荒，浓烟贴着地面滚过来，从车厢地板的缝隙里钻进来一股焦味。
她把大衣领子往上拢了拢，从口袋里摸出闾珣写的那封信，借着车窗透进来的灰白天光又看了一遍——信纸被反复折叠磨出了毛边，闾珣的英文字写的是“Dear MOther”，闾珣说先生最近教了雪字，雨字头比铁字的金字旁好写。她把信折好放回口袋，火车已经减速了。北平站的月台上空荡荡的，来接她的只有孙参谋一个人。
“少帅呢？”
“在住处。昨晚又是一夜没睡，今儿早上才合眼。”孙参谋接过她的行李，压低声音，“这几天华北的局势紧得很，日本人在丰台那边增了兵，参谋处天天开会到后半夜。少帅每次散了会也不回房，就坐在书房里看地图，烟头堆了满满一缸。”
于凤至没有说话。马车在北平的街上走着，路上到处是穿灰布棉袄的行人，偶尔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看见穿军装的经过就立刻散了。她掀着车帘看了一会儿，北平的天空灰蒙蒙的，城墙上飘着的旗已经褪了色，边角被风刮得散了线。
张学良的住处是个租来的四合院，院子不大，枣树的叶子落了一地。她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书房里看地图，桌上摊着华北的军事部署图，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他抬起头看见她，愣了一下。
“你回来了。”
“回来了。”于凤至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走到他面前。他老了很多——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鬓角白了一大片，眼白上全是血丝，嘴唇干得起皮。他面前的桌上除了地图和烟灰缸，还有一份摊开的报告，上面写着日军在华北各地的兵力部署。
她忽然想起来当年在山海关车站接伤兵的那个凌晨，他从九门口发回来的电报只有一行字——“我没死”。
那时候他还年轻，能在雪地里勒紧绷带继续往前冲。现在他坐在太师椅上，背微微弓着，手里握着那份报告不说话，拇指在纸边上无意识地来回摩挲。
她没有说话，把茶放在他旁边。然后从随身包里拿出账本翻开，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跟他铅笔划在地图上的声音缠在一起。
过了一阵子，他忽然开口：“今天又有人去委员长那里告我的状，说我拥兵自重，不想剿共。”
“你拥兵自重？”于凤至头也没抬，“你现在手里那几个师，还不如当年九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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