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0日，西安城的上空依旧盘旋着一种名叫“命悬一线”的低气压，但比起前几日的剑拔弩张，今天总算是透出了一丝活人的热气。
上午十点，一架容克运输机在咸阳机场颠簸着降落。舱门打开，一个穿着考究的英式花呢西装、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
来人正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
相比于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的武将，宋子文是个纯粹的实用主义者兼金融家。在他眼里，天底下就没有谈不拢的买卖，如果有，那就是筹码不够。什么主义，什么道统，都不如实打实的利益和国家大局来得重要。更何况，里面关着的那个人，不仅是国家的最高统帅，还是他亲妹夫。
张学良和杨虎城亲自在机场迎接。看到宋子文，张学良的眼圈都红了，活像个在外面闯了弥天大祸、终于看到家里长辈来擦屁股的熊孩子。
“汉卿啊汉卿，你这篓子捅得，连华尔街的股票都跟着跌了！”宋子文指着张学良的鼻子，想骂又骂不出口，最后只能化作一声长叹，“走吧，先去见见秋天。”
宋子文与秋天的会面，可以说是“资本与赤化的碰撞”。一个是满身铜臭却心系抗日的金融大亨，一个是身穿粗布棉衣、被国民党通缉了十年的共产党代表。
然而，没有剑拔拔弩张，没有唇枪舌剑。秋天那春风化雨般的统战艺术，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就让宋子文彻底放下了戒备。秋天把六项谈判条件的底牌亮得清清楚楚：中共不要大队长的命，甚至可以继续拥护他做领袖，只要他答应一件事——枪口对外，联共抗日。
宋子文听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端起茶杯的手都不抖了。他在心里暗骂何应钦：南京那帮蠢货，还天天叫嚣着中共要杀人祭旗，人家这格局，比你们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于是说道:“周先生，你的气度，宋某人领教了。只要共方和张、杨两将军是真心求和平，我去见委员长，哪怕是被他骂个狗血淋头，我也要把这话带到！”
下午，宋子文怀揣着这颗“定心丸”，走进了大队长的囚室。
此时的大队长，正躺在床上绝食抗议，背对着门，谁也不理。
“委员长，是我，子文。”
大队长猛地转过身，看到大舅哥的那一刻，那张严肃冷酷的脸上，终于闪过了一丝极其复杂的委屈和希冀，但他立刻又端起了最高统帅的架子：“子文，你来做什么？如果是来劝降的，你趁早回去！我蒋某人头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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