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科专科医院。牛氏兄弟都是留洋回来的医学博士，哥哥牛惠霖留学英国剑桥，弟弟牛惠生留学美国哈佛。在上海滩，治骨伤找牛氏兄弟，是连青帮的人都认的规矩。
手术做了两个多钟头。牛惠霖从陈赓的腿里取出大大小小十几块碎骨头。
麻药劲儿过了之后，陈赓醒过来，右腿被吊在半空，裹得跟粽子似的。病房很小，一张床，一把椅子，窗户对着弄堂。梧桐树的影子落在窗帘上，晃晃悠悠的。
护士是个四十来岁的本地女人，姓周，说话软绵绵的。换药的时候跟他闲聊——今天弄堂口来了个卖梨膏糖的，法租界的巡捕又抓了几个无证摊贩，隔壁病房住进来一个被机器轧了手的工人。
陈赓听着，偶尔应一声。不是不想说话，是不敢多说。上海是国民党的地盘，租界里到处是眼线。牛惠霖的医院虽然是私人的，但谁也不知道隔壁病房住的是什么人。
有一天下午，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喊声。
“抗日捐！抗日捐！凡是掉在地上的钱，都要交抗日捐！”
陈赓偏过头，往窗外看了一眼。弄堂里，两个穿灰布军装的兵正拦着一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头，指着地上掉的几枚铜板，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老头弯着腰，把铜板一枚一枚捡起来，递过去。
陈赓问周护士：“什么抗日捐？”
周护士叹了口气。“就是李师长弄的。闸北那边新来的剿匪司令，姓李，说是替蒋委员长在上海剿匪，结果来了之后不剿匪，天天收税。码头上收，仓库里收，商铺里收，现在连弄堂里掉的钱都要收。说是地上的钱就是国家的钱，国家的钱就要交抗日捐。”
陈赓愣了半天。“那我掉在地上的绷带，是不是也要交税？”
周护士想了想。“那倒不用。但是你要是把绷带扔在地上，就要交垃圾处理费，也是抗日捐的一种。”
陈赓把脑袋转回去，盯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
又过了几天。牛惠霖来换药，检查了伤口，点了点头。
“恢复得不错。再过一个月就能出院了。”
陈赓忽然说：“我能不能不出院？”
牛惠霖愣了。“为什么？”
“外面太危险了。我怕我出去走一圈，口袋里的钱就全被那个李师长刮走了。”
牛惠霖没笑。他是医生，不太会笑。但他嘴角抽了一下。
当天晚上，陈赓躺在床上，听着弄堂里时不时传来的“抗日捐”的喊声，忽然想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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