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串“是是是”，态度恭敬得无可挑剔，心里却在疯狂吐槽：我哪敢丢脸啊，我现在每天都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就给你惹麻烦。可问题是，我这身子骨、这反应、这记性，跟蒋先云、陈赓他们那帮人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我也想争气，可我争得过这帮天生当兵的料子吗？
这些心里话，他半个字都不敢说出来。
每次谈话，他都是那副恭恭敬敬、虚心受教的样子，点头如捣蒜，应声如洪钟。大队长说什么，他都说好。大队长训什么，他都说是。
大队长对他这副态度倒是挺满意。每次谈完话，都会轻轻摆摆手说“去吧”，脸上甚至还会露出一点“孺子可教”的神情，仿佛觉得景诚虽然毛病不少，但还算听话，尚可雕琢。
李宇轩走出大队部办公室，整个人瞬间松快下来，长长吐出一口气，感觉像是又熬过了一场大难。
刚走到走廊拐角，就撞见了过来溜达的陈赓。
陈赓一看他那副劫后余生的样子，立刻笑着凑上来：“景诚兄，又被校长叫去谈心啦？校长可真是看重你，隔三差五就单独指点。”
李宇轩忙打着哈哈。
但真正让李宇轩差点在黄埔翻大车的，从来不是大队长隔三差五的单独约谈，而是每周一次的校长全体训话，这玩意儿堪称他的专属噩梦，躲都躲不掉。
最折磨人的是时间，下午两点，正是人一天中困意最盛、最容易犯迷糊的时辰。广州六月的天，早已闷热不堪，偌大的礼堂门窗紧闭，几百号人挤在一起，汗味、尘土味混在一块儿，闷得像个大蒸笼，空气都变得黏稠。大队长在台上的讲话声，慢悠悠、嗡嗡的，透过梁柱回荡在礼堂里，调子平稳又绵长，比催眠曲还管用，李宇轩每次坐在台下，都觉得眼皮重得像挂了两块大石头，困意一波接一波地往上涌，怎么压都压不住。
他不是没试过抵抗。训话前，他使劲掐自己大腿，咬舌尖，把眼睛瞪得溜圆，死死盯着台上的大队长，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可往往撑不过十分钟，脑子就开始发懵，视线渐渐模糊，大队长的声音越来越远，脑袋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往下垂，活像只饿极了啄米的小鸡，怎么都抬不起来。
这天也不例外，大队长在台上讲着“革命者需吃苦耐劳、廉洁奉公、以身许国”，手势挥得铿锵有力，声音抑扬顿挫。李宇轩坐在第三排，一开始还硬撑着，腰板挺得笔直，可没一会儿，困意就彻底席卷了他，脑袋慢慢耷拉下去，眼看就要直接睡熟过去。
旁边的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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