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官家因何要推出《商社法》，重建商社制度？
在过去的时代，是没有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公司的。
第一个公司是荷兰人玩出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它是社会分工化的开始。
后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健全了社会分工体系的理论基础。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提高，而分工体系化则是让没有思想的技术得到广泛的利用。
分工体系化里最重要的组织载体就是公司。
也就是赵宁推出的新商社模式，目前大宋粮储、东京邮政都是属于新商社模式，分工化、体系化、自负盈亏、登记、财务标准化。
站在商社本身来看，分工化是可以提高效率。
站在国家层面看来，对原有的衙门进行商社改制，做自负盈亏，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并且还可以相对透明化税收。
民间所有商社都要实行登记，就是为了更标准化地管理，包括税收。
而胡玉忠的商社有商社凭证，在商社局却无登记记录，这意味着税务部门在收税的时候，是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家商社的。
但它却赚的盆满钵满。
在过去的时代，地主老爷们想着利用瞒报田产来偷税。
现在这年头，商业红利来了，权贵们利用手里的职权来瞒报。
这就不仅仅只是与金国建立利益链这么简单了。
如果说刚才一直说的什么停战，为两国民众民生一类的话还停留在宏观叙事层面，那么现在的走私茶叶、偷税，就直接把这件事拉扯到具体事物层面了。
制度和律法是约束具体事物的，对于宏观叙事无法做到合理的约束。
例如，权贵阶层损害民众利益，这是宏观叙事，你无法在任何一部分法律和制度里找到如何去将这里面的“权贵阶层”绳之以法的文献。
但是，当权贵阶层里某一个权贵老爷的商社偷税、走私，这就回到了具体事物里，那就有法可依了。
治理庞大的国家，是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的。
显然，今日朝堂这场辩论，从刚开始的宏大叙事，被高俅拉扯到具体事物里来。
这就闻到了要搞事情的味道。
高俅这问题太过辛辣，詹大方一时间被问得有些心惊胆颤。
搞得好像不愿意开战的人，都是在这里面赚了大钱似的。
可偏偏这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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