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外儒内法，表面上是儒家，其实内核很依赖法家。
但古代的法，如何约束权贵阶层？
罗从彦说以德正官，让官员修心养德，又说要仁政与法统一，严格执法。
这些都是道的层面。
如何严格执法？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法之执行，牵涉多方博弈平衡。
从宏观层面，权贵阶层不可能用法伤害自身利益。
权贵内部的监察，有一定作用，但终究是自查，却也缺了威慑力。
那怎么办？
所以，太宗才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民是法之公正的威慑者。
罗从彦退下后，赵宁心绪难平，在文德殿沉思良久。
他又提笔开始写：《舟民之论》。
官学堂成立迫在眉睫，此事也办得非常低调。
五月二十七日，赵官家安排了第一批进官学堂的官员，全部是农政司的年轻官员。
官学堂的教材都准备好了：《实事求是》、《官论》、《舟民之论》。
当然，还有罗从彦的《语孟解》、《书斋记》、《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
至此，新政衙门和新学第一次结合起来。
大宋朝新政这才算是真正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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