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五年二月下旬，上海的冬天还没有走干净。
陈河生站在宿舍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风里轻轻摇晃。窗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他用手指划了一下，指尖凉飕飕的。校园里很安静，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缩着脖子，揣着手。
寒假最后几天，宿舍楼里陆续有人回来了。
最先到的是刘建国。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河生正坐在床上看书。刘建国背着一个大编织袋，脸被风吹得通红，耳朵上长着冻疮。他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从里面掏出几个红薯、一袋花生、一瓶自家做的辣椒酱，放在河生床上。
“给你的。”
河生愣了一下：“这么多？”
“我妈让带的。”刘建国说，搓了搓手，“她说你一个人在学校过年，肯定没吃好。”
河生看着那些东西，心里热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寒假一个人吃白菜炖豆腐的日子，忽然觉得红薯的香味隔着袋子都能闻见。
“谢谢。”他说。
刘建国没接话，开始收拾自己的铺位。他就是这样的人，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河生发现他的行李比上学期还少，被子还是那床旧棉被，被套洗得发白了。他穿的鞋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得很薄了，鞋面上有几个补丁。
第二天，赵磊回来了。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一进门就喊：“可算回来了！北京冷死了！上海怎么样？是不是也冷？”他一边说一边脱外套，从箱子里掏出各种东西——果脯、茯苓夹饼、驴打滚，还有一盒稻香村的点心。“来来来，都尝尝，我特意带的。”
张伟是第三天到的。他扛着一个大蛇皮袋，里面装满了海鲜——带鱼、黄鱼、虾干，还有一大包紫菜。“我妈让带的，说给你们尝尝鲜。”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大大咧咧地坐下，开始讲他在家过年的事，讲他爸出海打鱼，讲他家的渔船换了新马达，讲他们那儿要修大桥了。
陈志远最后到。他是上海人，家就在徐汇区，开学前一天才搬回来。他带的东西最少——一个双肩包，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但他带了一样东西，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一台便携式CD机，银灰色的，索尼的，崭新的。
“这是我爸从日本带回来的，”陈志远说，把耳机递给赵磊，“你听听，音质特别好。”
赵磊戴上耳机，眼睛亮了：“操，这也太清楚了吧！比磁带强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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