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
晓兰倒吸了一口冷气。她下午虽然亲手数过一遍，但那时候是在堂屋，门敞着，窗户开着，她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就赶紧塞回了信封里。现在灯下再看，三十二张大团结铺在花格子炕单上，一张挨一张，红彤彤的一片。
像铺了一层血。
不，像铺了一层命。
1973年。一个壮劳力一天满工分一毛五。一个月满勤四块五。三百二十块钱，够一个壮劳力不吃不喝干将近六年的。
“连上前头的……”晓兰的嗓子哑了，她翻开那个旧包袱，里面一沓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上面用铅笔头标着日期和金额，“黑市的两笔，加上这回供销社的……一共……”
她拨算盘珠子的手指头在发抖，噼里啪啦拨了三遍才算清。
“两千七百四十六块。”
堂堂的管家二姐，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声音都变了调。
两千七百四十六块。
搁在1973年的东北农村，这不是钱，这是天文数字。这够买六头大犍牛，够起三间青砖大瓦房，够供一个大学生从入学读到毕业还有剩。
整个靠山屯所有人家加起来的存款，都不一定有这个数。
而这些钱，是他们家一个“傻子”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搞来的。
孙桂芝坐在炕上，盯着那些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不是激动，是一种近乎窒息的恐惧和狂喜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她这辈子，最多的时候手里攒过十八块钱。那是她嫁到程家头一年，把娘家给的压箱底钱一分一分省下来的。后来老头子死了，为了给四个丫头买口口粮，那十八块钱半年就花光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攒过超过五块钱的家底。
而现在，将近三千块钱摊在她面前。
她的手伸出去，抚上了那些钞票。指尖触到纸币的那一刻，她的手指头猛地缩了回来，像被火烫了一样。
“大力。”她的声音沙哑得不像她自己，“这些钱……咱得藏严实了。”
“嘿嘿，俺知道。娘你说藏哪。”
孙桂芝咬了咬下嘴唇。她想了一会儿，然后从炕角翻出一个针线筐。
“缝。”她说，“缝到棉袄夹层里。分开缝。你棉袄里缝一份，我的里头缝一份，剩下的让晓兰贴身带着。鸡蛋不能搁一个筐里。”
大力点头。
这一手分散保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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