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薄薄的凉意。这个语气和白天那个碰我耳朵、问我是不是发烧的沈渡，简直是两个人。白天他是暖的，现在是冷的。温柔的病娇和冷酷的律师，共用一个身体。
第二天下午两点五十，我提前十分钟站在东门等。
两点五十五，一辆黑色迈巴赫滑到路边。车窗降下来，沈渡坐在驾驶座上，单手扶着方向盘。他今天没穿校服也没穿家居服。白衬衫黑西裤，袖扣是银色的，头发打了发胶露出完整的额头。和开学典礼一样的“陆律师”模式。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他把副驾的门推开。
“上车。”
我坐进去。车里有一股很淡的白茶味。后视镜上挂着一根黑色的皮绳，末端缀着一个小小的猫形挂饰——毛线钩的，一只耳朵歪歪的。和我鞋上那只一样。
他发现我在看。
“小暖挠坏了三根，这是第四根。”他发动车子，语气平淡得就像在播报路况。
车里安静了片刻。
“你经常自己钩？”
“偶尔。”
“一个法学生，会做饭、会钩毛线、还会在法庭上把对方辩到哑口无言。”我说。
“还有一个技能。”
“什么？”
“等你。”
红灯。他停下车，偏过头看我。“等了十年，这算不算一个技能。”
又是陈述句。不是问句。这个人从不问我，他只告诉我。告诉你他在等你，然后看你怎么接。
我接不住。
“看路。”我说。
他转回去。绿灯亮了。我的耳尖又开始烧。这个人对“在合适的时候说出让人无法回应的话”这件事，熟练得令人发指。
车子开出大学城，上了绕城高速，往城南方向开。
“许茂才住城南？”
“嗯。”
“他现在做什么？”
“什么都不敢做。”沈渡说，“三年前作完证之后，他从宏远公司辞职，搬了三次家，换过两次手机号。现在住在城南一个老旧小区里，深居简出，几乎不见任何人。”
“他在躲什么？”
“良心。”
这个停顿不重，冷得像落下一枚法槌。
车子拐进一条窄巷，两边是六层高的老式居民楼，外墙斑驳，空调外机锈迹斑斑。窗台上晾着的被单在风里鼓成各种形状。
十六栋，三单元，四楼，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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